值班参谋翻了翻登记本，说：
“进出人员约四十人次。”
东条又问：
“有没有不是参谋本部的人？”
值班参谋愣了一下，说：
“有几个城防司令部的联络员，来送报告的。”
东条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但那天夜里他没有睡。
他坐在掩体中层的小办公室里，桌上摊着一份参谋本部人员名册，手里拿着笔，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看。
他在找什么东西。
找什么人经常跟谁在一起，什么人最近行为异常，什么人以前在二二六事件期间有过皇道派倾向，什么人跟城防部队的少壮派军官私交密切。
他看了三个小时，在天亮之前把名册合上了。
他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但他知道——那种感觉来了。
那种在满洲时期、在诺门坎时期、在每一次危机前夜都出现过的感觉。
那种空气里弥漫着某种东西、你说不出是什么、但就是不对劲的感觉。
二月一日上午，东条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他让通讯室给联军前线指挥部发了一份电报。
电文很简短——“日本帝国政府准备就停战事宜进行接触。请贵方指定联络渠道。我方将派特使前往。”
没有提条件，没有讨价还价，没有“保留天皇制”之类的条款。
只是一句“准备接触”。
他知道这份电报会被少壮派截获——掩体里的通讯室不是铜墙铁壁，什么消息都可能走漏。
但他不在乎。
他要的就是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已经在跟联军谈了。
如果少壮派想动手，他们得在谈判完成之前动手。
如果他们不动手，谈判就会继续。
这是他的第一步。
第二件事，他给关东军驻东京联络处打了一个电话。
联络处的负责人是他从满洲带回来的老部下，姓片仓，中佐军衔，手下有一个大队的关东军老兵——都是从满洲撤回来、临时驻扎在东京北郊的。
这些人不是东京城防部队，跟少壮派没有关系。
东条在电话里说了一句话：
“把你们的人调到市谷来。
现在。
带上全部武器弹药。”
片仓没有问为什么。
他只说了一句“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