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跟苏联、跟中国、跟欧洲各国的关系，是制度上的关系，不是利益上的关系。
制度不变，关系就不会变。”
他走回桌前，拿起那支用了多年的钢笔，在电报纸的空白处写了两行字。
他写完之后把电报纸递给诺依曼，说：
“起草回电。
措辞要客气，但意思要清楚。
第一，我们欢迎美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但我们不接受美国政府以‘尊重选择’为名的拖延策略。
第二，如果美国不能像日本一样接受社会主义制度，不能接受无条件投降，那么社会主义国家联军的兵锋就不会停止。
第三，我们愿意谈判，但谈判的前提是承认现实——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必须结束，美国人民必须获得真正的解放。
第四，谈判地点可以在瑞士，但谈判的对象不是罗斯福政府，而是美国人民的代表——美共的代表。”
诺依曼接过电报纸，看了一眼那两行字。
字很小，笔画很紧，收笔的时候有一点抖。他把电报纸夹在文件夹里，转身要走。韦格纳叫住了他：
“诺依曼。”
诺依曼回头。
韦格纳站在窗前，背对着他，看着窗外的椴树。
他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很清楚：
“告诉外交委员会——对美政策跟对日政策一样。
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审判战犯，全面赔偿，清除旧思想。
美国人民也是人民。
她们也应该过上社会主义的生活。
这不是征服，这是解放。
这个原则，不能变。”
诺依曼点了点头，推门出去了。
韦格纳一个人站在窗前，看着窗外那棵椴树。
树根周围的泥土是湿的，黑褐色的，像刚刚被翻过。
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回到桌前，坐下来，重新翻开那份经济工作会议报告。
他翻到下一页，拿起铅笔，继续批注。
笔划过纸面，发出细碎的沙沙声。
窗外，柏林冬天的最后一场雪正在慢慢落下来，落在椴树的枝丫上，落在人行道上，落在人民委员会大楼的窗台上，薄薄的一层，白得像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