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又回来了。
它不是以地主和资本家的形式回来的。它是以‘同志’和‘家属’的形式回来的。
它比地主和资本家更隐蔽，更难查，更让人说不出话来。
因为人家不是地主，人家是‘革命干部的家属’。
人家不是资本家，人家是‘为革命做过贡献的老同志的后代’。
你说他不对，他说你‘忘本’。
你说他搞特权，他说你‘打击革命干部’。
你说他搞裙带，他说你‘破坏同志感情’。”
施密特把烟斗从嘴里拿下来，搁在烟灰缸边上。
他没有说话，但脸上的表情很沉。
克朗茨坐在对面，双手搁在桌面上，手指头攥得发白。
台尔曼靠在椅背上，眼睛看着天花板，像是在想什么很远的事。
迈尔翻开一个本子，拿起笔，开始记。
韦格纳继续说：
“我们分析一下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
第一，权力长期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没有流动，没有轮换，没有有效的监督。
一个人在一个位子上坐久了，关系网就织起来了。
他的儿子、女儿、侄子、外甥、老部下、老战友——这些人都是他的‘关系’。
这些‘关系’需要一个出口，需要一个‘安排’。
不安排，就是‘不近人情’。
安排了，就是‘用自己人’。
第二，革命胜利之后，干部队伍从战时状态转入和平状态。
战时要打仗，谁能打谁上。
和平时期不打仗了，谁跟谁亲近谁上。
战时的标准是能力和战功，和平时期的标准变成了关系和背景。
第三，对这群人来说，物资是短缺的。消费品是不够的，住房是不够的，好学校是不够的，好医院也是不够的。
这些东西本来应该按需分配，但有些干部先拿走了。
先拿走之后，他们又不愿意放手，因为放手就意味着自己和家人要跟普通人一样排队。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我们有些干部忘记了革命是为了什么。
他们觉得革命成功了，自己‘有功’，应该享受。
他们把‘人民公仆’这四个字念成了‘人民主人’。”
韦格纳把身体往后靠了靠，双手从桌沿上收回来，搁在膝盖上。
他的声音低了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