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起，就织成了一张网。
一张以他为中心的关系网。
网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他的“人”。
他不需要直接指挥他们。
他只需要知道，这些人会在他需要的时候帮他说话，帮他办事，帮他传递消息。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政策的调整，约阿希姆的位置越来越高。
一九三九年秋天，他被提拔为州工业委员会下属的计划处副处长，主管全州的工业生产调度。
这个位置不算特别显眼，但很有实权——全州几百家工厂的生产计划、原材料调配、产品调拨，都要经过他的审批。
权力大了，找他的人就多了。
一些工厂的厂长请他吃饭，物资部门的主任给他送酒，地方干部来他家串门。
他都没有拒绝，但也没有越线。
他收烟、收酒、收土特产，但不收钱、不收贵金属、不收房产。
他帮人办事，但都是“顺便”办——“顺便”调一个干部，“顺便”拨一批物资，“顺便”签一个字。
他不留痕迹，不写条子，不见面不打招呼。
他坐在办公室里，等着别人来找他。
来找他的人知道该怎么做。
不该做的人，不会来找他。
这就是他的“分寸”。
他知道分寸在哪里。
他也知道越线的后果是什么。
所以他一直卡在分寸以内，不越雷池一步。
但分寸这种东西，是会变的。
约阿希姆自己也知道，他的位置越稳，来找他的人就越多。
来找他的人越多，他能办的事就越大。
他能办的事越大，他欠的东西就越多。
这种东西欠多了，早晚要还。
他开始失眠。晚上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今天谁找了他，谁给他送了东西，谁托他办了事。
他记不清楚了。
有些事是几个月前办的，有些事是去年办的。
他的笔记本里夹着几张纸条，是那些找他办事的人留的。
他有时候会翻开看一眼，然后合上。
他不确定这些纸条留着是安全的，还是危险的。
他想过把纸条烧掉，但又舍不得——那是人情，是关系，是以后的筹码。
他把纸条塞回笔记本里，把笔记本塞回抽屉里，把抽屉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