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报。
我十七岁进钢铁厂当钳工，厂里的工会给我发了新工装，还安排我上夜校进一步学习。
我二十岁入了团，二十二岁入了党，二十五岁结了婚。
结婚的时候，厂里给我分了间宿舍，街道上送了一床新被子，玛尔塔那边的亲戚来了七八个，热热闹闹办了一桌。
我父亲那天喝多了，拉着我的手说，约阿希姆，你赶上好时候了。你好好干，别辜负了党和国家的期望。”
说到这里，约阿希姆停了一下，把手指头在桌面上交叉着，攥紧了又松开。
“头几年，我确实好好干了。厂里的活我抢着干，夜校的课我一节不落，组织上的事我积极跑。
我二十六岁那年，厂里提拔我当计划科统计员。
我三十岁那年，调到埃森市工业局当计划处长。那时候我还是知道分寸的。
有人找我办事，我说‘按规定来’。有人给我送礼，我说‘不用，应该的’。
我觉得我这个人还行，没忘本。”
他的声音低了下来，手指头在桌面上无意识地画着圈。
“后来就变了。变的时候我都没注意到。最早是老家那边的乡亲。
我小时候家里穷，街道上的叔叔阿姨帮过我家。
我母亲缝补衣服，隔壁的阿姨帮着看孩子。
我父亲腿脚不方便，对门的叔叔帮着买粮。
这些事我记着。
我后来当了处长，那些叔叔婶婶就来找我了。街道办的阿姨家的儿子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想进厂当工人，问我能不能帮忙说句话。
对门的叔叔的闺女从卫校毕业了，想留在当地工作，问我能不能安排安排。
我说行。我帮他们办了。办完之后，他们提着一篮鸡蛋来我家，我说不用，他们说‘自家鸡下的，你拿着’。
我收了。”
他把手从桌面上拿起来，搓了把脸。
“然后越来越多。老家的、厂里的、夜校的、党校的——只要是以前跟我沾过边的，都来找我。
有的送鸡蛋，有的送酒，有的送烟，有的啥也不送，就拎着两斤白糖来我家坐着，说他儿子要结婚了，没房子，问我能不能想想办法。
我一开始还推，说‘不好办’。后来我发现，这些事其实都好办。
我在工业局管计划，跟人事局的人熟，跟物资公司的人熟，跟下面厂里的厂长熟。
我打一个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