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
韦格纳说——“你将来干什么，你自己定。我不给你定。我就一条——别干坏事。”
弗雷迪说——“那干什么算好事？”
韦格纳想了想，说——“你干的事，让老百姓日子好过一点，就算好事。
让老百姓日子难过，就是坏事。
就这一条。”
弗雷迪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安娜对弗雷迪的教育比韦格纳细一些。
她管弗雷迪的学习，管弗雷迪的作息，管弗雷迪的衣服穿得够不够、饭吃得饱不饱。
她有时候会跟弗雷迪聊学校里的事，聊他跟同学的关系，聊他有没有什么烦恼。
弗雷迪跟她说实话——说足球队里有个队友跟他闹别扭，说物理课有个地方听不懂，说街道办有个老头脾气不好，老骂人。
安娜听完，有时候给建议，有时候只是听。
她跟韦格纳说过一句话——“弗雷迪这个孩子，心大。什么事都不往心里去。
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他不容易被压垮，坏事是他有时候不够认真。”
韦格纳说——“心大好啊。心大的人活得长。”
二月中旬的一个周末，弗雷迪去街道办报到。米勒老主任给了他一个活儿——帮附近一个孤寡老人修窗户。
弗雷迪拎着工具去了，修了一个多小时，把窗户修好了，还顺手把老人院子里的积雪扫了。
回来的时候路过一家面包店，他用自己攒的零花钱买了两个面包，一个自己吃，一个揣在怀里带回家给安娜。
安娜接过面包，问他——“今天干活累不累？”
弗雷迪说——“不累。就是冷。手冻得有点僵。”
安娜把面包掰开，递了一半给他，说——“吃吧。吃完去把作业写了。”
弗雷迪接过面包，咬了一口，坐在厨房的椅子上，晃着腿，一边吃一边跟安娜聊今天修窗户的事。
安娜听着，偶尔插一句嘴。
窗外的柏林还在冬天的灰色里，但厨房里很暖和，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地响着。
弗雷迪吃完面包，站起来，把书包拎过来，摊开作业本，开始写作业。安娜坐在旁边，拿起一件织了一半的毛衣，一针一针地织。
两个人谁也没说话，但厨房里有一种很稳的东西在流动，像炉子上的水汽，不声不响，但一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