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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柏林，一九四零年七月。
柏林中央火车站。
从七月初开始，柏林的中央火车站就忙了起来。
一列接一列的国际列车从东边、西边、南边开进来，车头上挂着各国的小旗子，车厢里坐着穿运动服的年轻人、穿西装的官员、扛着摄影机的记者。
月台上挤满了接站的人——体育委员会的接待员举着写有国名的木牌，奥运村的志愿者推着行李车，新闻处的记者端着相机蹲在柱子旁边等。
火车进站的时候，汽笛声、车轮摩擦铁轨的尖响、人群的喧哗混在一起。
第一批到的是苏联代表团。
一百多号人，穿的是统一的灰色运动服，胸口别着镰刀锤头徽章，领队是个四十多岁的矮壮男人，姓库兹涅佐夫。
他们走出车厢的时候，站台上的人都朝他们鼓掌。苏联运动员们愣了一下，然后也鼓起掌来，有人把手里的行李放下，跟旁边的人握手。
一个苏联女运动员抱着一束花，是站台上的德国小姑娘塞给她的。
她低头闻了闻花，笑了，说了一句“谢谢”，小姑娘也笑了。
中国代表团到的时候是下午。
二十几个人，穿的是灰蓝色的中山装运动服，胸口别着五星红旗徽章。
领队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姓周，说话带四川口音。
他们下了车，在站台上排队，队伍站得很直，没有人交头接耳。
旁边的德国接待员走过来，用中文说了一句“欢迎来到柏林”。
周领队愣了一下，然后握住他的手，笑着说了一句“谢谢同志”。
瑞典代表团到的时候是傍晚。
二十几个人，穿的是白底蓝边的运动服，胸口别着蓝底黄十字的瑞典国旗。
他们下了车，在站台上四处张望，有人掏出相机拍照。
一个瑞典运动员——高个子，金头发，二十出头——对着站台上的德国警察按了一下快门。
警察朝他点了点头，他也点了点头。
他把相机收起来，对旁边的队友说了一句瑞典话，大意是“这火车站比斯德哥尔摩的还大”。
阿根廷代表团到的时候是深夜。
领队是个五十多岁的退役将军，姓罗德里格斯，留着两撇小胡子。
他下了车，看到站台上灯火通明，接待员、警察、志愿者来来往往，秩序井然。他把手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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