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病早期发现是可以控制的，但现在已经是晚期了。”医生的语气很平，像在陈述一个事实。
“我们这边条件有限，建议转到市里的专科医院去。如果不转院的话，就只能是保守治疗，用药物控制症状，但效果不会太好。”
韦红霞站在医生面前，嘴唇动了几下，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他……还能活多久？”
医生沉默了几秒钟：“不好说。如果保守治疗，也许半年，也许一年。如果出现大出血或者肝性脑病，随时都有危险。”
韦红霞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医生办公室的。
她站在走廊里，手里捏着那张报告单，捏得纸都皱了。
走廊的尽头有一扇窗户，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地上，明晃晃的，刺得她眼睛疼。
刘平奎还坐在长椅上，看见她走过来，抬起头问：“咋说的？”
韦红霞在他旁边坐下来，把报告单折了折塞进口袋，声音尽量平稳：“医生说没事，就是有点严重，要好好吃药，不能累着。”
刘平奎看了她一眼，没有再问。
两个人坐了一会儿，韦红霞说：“走吧，回家。”
回去的路上，天开始下雨了。雨不大，细细密密的，打在车窗上，模糊了外面的世界。
刘平奎靠在副驾驶座上睡着了，嘴巴微微张着，呼吸声很重。
韦红霞坐在后排，看着他的后脑勺，头发已经白了大半，稀稀拉拉的，露出底下发黄的头皮。
她想起十六年前，刘平奎娶她过门的那天，穿着一身崭新的西装，头发梳得油光发亮，笑得像个傻子。
那时候村里人都说韦红霞嫁了个好人家，刘平奎能干，肯吃苦，以后日子不会差。
十六年后的今天，这个男人坐在她前面，瘦得像一张纸，头发白了，牙齿松了，连走路都要人扶。
而她在外面跟别的男人睡觉，还帮别的男人拉皮条。
韦红霞把脸别过去，看着窗外模糊的田野，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回到村里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韦红霞把刘平奎扶进屋，给他换了干衣服，烧了热水让他洗了脸，又去厨房熬了粥。
粥熬好的时候，她盛了一碗端到刘平奎面前，刘平奎喝了两口，说胃胀，喝不下，又躺下了。
韦红霞一个人坐在堂屋里，把那碗粥喝了。粥已经凉了，寡淡无味，她喝了两口就放下了。
手机震了一下，是周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