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家的院子，那棵枣树。”刘平奎的声音里带着一种韦红霞从未听过的恳求，“我怕我再不看，就看不到了。”
韦红霞的眼泪又涌了出来。她使劲忍着，忍着，最后还是没忍住。
“好，”她说，“我带你回家。”
那天下午，韦红霞去找了主治医生。
医生说刘平奎的情况暂时稳定，可以请假回去半天，但必须按时回来。韦红霞签了字，叫了一辆出租车，把刘平奎扶上车，回了刘家湾。
出租车停在村口，韦红霞扶着刘平奎慢慢地走回家。
刘平奎走得很慢，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气，但他不肯让韦红霞背他，说自己还能走。
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刘平奎站住了。
他看着那扇掉了漆的铁门，看着院子里那棵歪脖子枣树，看着枣树上光秃秃的枝丫和零星几颗干瘪的红枣，眼睛里有了光。
“红霞，”他说，“我想吃枣。”
韦红霞走进院子，踮起脚尖，从那棵枣树上摘了几颗红枣。
枣已经干了，皮皱巴巴的，咬起来很硬，但刘平奎吃得很香。他吃了三颗，把剩下的两颗捏在手心里，舍不得吃。
他坐在院子里的石墩上，看着天，看着地，看着那棵枣树。
“红霞，”他说，“咱们结婚那年，这棵枣树才跟人一样高。现在都长这么大了。”
韦红霞蹲在他旁边，握住他的手。
“平奎，你好好治病。等病好了，咱们在院子里再种一棵树。你想种啥就种啥。”
刘平奎笑了笑，没有回答。他在院子里坐了很久，坐到太阳落山，坐到天彻底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