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下头，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抬起头，笑了一下。那笑容有些勉强，但很真。
“行，红霞姐。我等你。”
“你别等我。”韦红霞说，“我不值得你等。”
“值不值得，我自己说了算。”赵大彪说完，转身走了。
那之后，他还是天天来，但不再提银镯子的事了。来了就干活，干完活就走，话越来越少。
韦红霞有时候想跟他说句“你别来了”，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不是不领情，是怕给了希望。
可赵大彪这个人，你不给他希望，他也能自己长出来。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
韦红霞每天早上起来，先给刘平奎的遗像上香，然后给自己煮一碗面。
吃完面，洗衣服，扫地，喂鸡——赵大彪不知从哪里弄来几只小鸡，养在院子里，说是让她有个事做。
事情做完了，就坐在门槛上发呆。
院子里的枣树光秃秃的，冬天来了，冷风从门缝里钻进来，吹得人骨头疼。
韦红霞裹着刘平奎留下的那件军绿色棉袄，缩在椅子上，看着院子里的天。
天灰蒙蒙的，云压得很低，像一床洗不干净的旧棉被。
日子太长了。
长到她把所有能做的事都做完了，还有大半天的光景。
长到她开始数枣树上有多少根枝丫，数了一遍又一遍，每次数出来的数字都不一样。
长到她开始对着刘平奎的遗像说话，说完了今天的话，明天就没有新话可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