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红霞吸了一下鼻子，声音尽量放平。
“谭姐，我在医院。”
“你别太累了。”
韦红霞挂了电话站起来，把那把零钱塞进口袋。她站在路灯下把那件旧棉袄的领口紧了紧，朝医院的方向走去。
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过头看着那家旅馆。招牌上的灯亮着，“鑫鑫旅馆”四个字，红红绿绿的，像过年。
她看了几秒钟，转过身走了。
周五金那两万块存进医院账户的那天，韦红霞在缴费窗口站了很久。
屏幕上跳出余额，数字从四位数变成了五位数，又很快被新的费用账单咬掉一大口。
化疗一次、靶向药一盒、升白针一针，每一笔都像一把刀，精准地割在她刚缝好的伤口上。
两万块，撑了不到两周。缴费单上那一行行数字她看不太懂，但她看得懂最后那个数——又没了。
她又开始打电话。这一次她把通讯录翻遍了，从A翻到Z，又从Z翻到A。
那些曾经睡过她的男人，有的号码已经成了空号，有的接通了装不认识，有的骂她“神经病”，有的沉默了几秒说一句“我最近手头也紧”。
也有愿意来的，价钱压得很低，三百、两百，有一个甚至说“一百行不行，我就剩这些了”。
韦红霞说行，一百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