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2月19日，中央监察委员会。
刚看完关于东亚革命电报的叶戈尔，一只手撑着头。一只手拿起娜塔莉娅递来的调查报告。
未从东亚传来的坏消息中缓过来的他，又开始将全身的精力投入到另一件麻烦事中。
叶戈尔想过斯大林那篇报告会带来问题。
但没想到官僚主义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经济专家、或者说整个社会都将集体农业化当成了农业的最优解。
一群才刚刚学会游泳的孩子，准备一头扎进全盘农业集体化的深水区。
之所以没有选择第一时间制止，是因为他又不是尤里，控制不了其他人的思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西波兰的的情况，通过电报传到了他的手上。
这种与前世对比意料之外的变化，让他不敢确定事情，是不是已经危机到了这个地步。
但对比几项政治保卫局传递而来的情报文件。
他还是坚定原有的理念。
即在资本主义完成对苏联完成有效围剿前，其通病必然且一定会到来。
说句难听的斯大林在赌，他也是在赌呢。
同时叶戈尔也想看看，如果要推行全盘农业集体化，各地区干部到底有没有完备的承接水平。
按照这样一看，农业问题还是急不得，越着急越容易出错。
“叶戈尔同志，要不要给地方工农监察院.....”
娜塔莉娅的提问被叶戈尔想也没想的摇头否定。
问题并不是发生错误就可以制止这么简单，坏的影响是必然产生了的。
最大得益者是富农。
因为富农可以借着这个产生错误的窗口，向受教育程度有限的中贫农灌输关于集体农业化的错误印象，让集体农庄妖魔化。
而如果没有摆正中贫农的刻板印象，直接灌输农业集体化出现错误的中央言论。
则会产生一个更大的问题。
受影响的中贫农会越发认为农业集体化是错误的，毕竟连中央都承认了农业集体化出现了问题，一来二去恰恰印证了富农的观点。
问题从头脑过热，直接上升到了对总路线的否定。
这是叶戈尔所接受不了的，
“不，让监察员不发表任何批评的论调，中央监察委员会也不许发表，先让监察院和地方党组织开一个通气会，处理一批典型的干部，但所有处理论调都不能上升到对集体农业化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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