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作为大唐都畿所在，城中居住的官民人口便达到了几十万之巨，远远超过了以往关中各大城池的人口承载数量。
这么多的人居住在一座城池当中，日常的治安管理便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而且城中还存在着大量的权贵住户，等级高低之差也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地方，由此产生的权贵倾轧弱小的现象也比较频繁。
虽然城中坊市分明，大部分情况下达官显贵与平民百姓之间的生活区域都划分严明，但既然生活在这一片区域内，总会有发生重叠的地方。尤其是街巷等公共交通区域，无论权贵还是黔首，只要有出行的需求，那就免不了接触。
因此长安城中的街巷管理也成了整个治安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除了之前震惊京畿的两场案事之外，日常因出行而引起的车马人流踩踏冲撞的事件也是频频发生，而这样的情况尤其影响畿内平民的出行安全。
故而朝廷此番为了整顿畿内治安而拟定的令式，便直接冠以《净街式》之名，主要通过对畿内街巷的规范化管理来达成治安状况的整体改善。
《净街式》主要针对街巷维护、人员车马出行等事务设立法规，这一令式作为《开皇律》之外的刑令补充，其中一大特色就是凡所违规涉事人员，不得适用议、减、赎、当的律令免罪条款。
换言之，只要在公共区域违反了《净街式》的条例，虽王子犯法、亦与庶民同罪。这一立规的精神，本意倒也不是打破阶级的壁垒，只是在城市公共区域中，尽量抹消达官显贵与平民百姓违规犯错的成本差距，从而达到警诫罪恶之效。
豪强权贵也并非天生便嚣张跋扈，其性情的养成根源就在于他们违规犯错之后所遭受的惩罚要远远的小于平民，胆量自然就壮了起来。
《开皇律》作为国之律令，并不能直接抹掉阶级的差异性，去追求一个普世的平权。毕竟大唐朝廷终究还只是个封建政权，没有革命性的生产力提升，也做不到跨时代的社会变革，阶级的差异性仍是其构建统治的一个基础元素。李泰能够做到的，就是尽量在一些公共区域内维持一个奖惩接近的情况。
伴随《净街式》颁行一起的，还有一些相关机构的建立。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设立左右金吾卫，以及金吾卫下属的左右街使，还有遍布城坊之间的武侯铺。
金吾卫是隋唐南衙诸卫府中的一个，历史上北周武帝宇文邕将诸军军士改为侍官，在府兵制的基础上建立卫府制，从而将府兵与禁军合而为一。到了隋朝又在北周卫府制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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