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有才干、有见识的文人士子来治理，但显然，在刘皇帝的心目中，读书人与那些种地的、经商的、跑船的、修路的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所有人都被置于大汉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管理体系之下，扮演着自己该扮演的角色，做出自己本分的贡献。
在这个前提下，刘皇帝显然更注重朝廷的体制与法度，更加在乎皇权的威严。这一点，在过去有无数的案例，可作佐证。
一直以来，刘皇帝都很讨厌不守规矩的人，他更愿意看到，他所统治的大汉臣民，都能安分地束缚在大汉法纪与体统的框架内，所有逾越抑或试图逾越的，都该受到打击。
此番，那些喧闹的落第士子，算是倒霉，正好触及了刘皇帝思想的敏感处。过去不是没有发生过士民聚众请愿的情况，别说上百人，就是千人、万人也不足奇，但要看是为什么事，目的是什么。
去年冬的时候，还有东京内外，数万百姓聚集请愿，希望刘皇帝封禅呢？更早的时候，也有士民聚众上书请求朝廷发兵平南，解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南方黎民。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背后是有开封府、宣慰司这样朝廷部司衙门在引导的。正常情况下，安分守己的良民，哪能干出聚众集会的事情来，这样的人，要么利益相关，要么就是有政治企图。
因此，打那上百落第士子聚集皇城之时，刘皇帝就已经不乐意了，将之定性为聚众闹事，寻衅滋扰。
就如其言，倘若今科春闱真有问题，主考徇私用情了，那还可以稍予宽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就必须加以惩戒。
而从刘皇帝本心而言，就算李昉真的徇私舞弊了，朝廷自会调查处置，那一干落第士子的行为，更是在向朝廷施压，质疑朝廷的威权，实在难以容忍。
相比之下，徐士廉倒占据了一个先发优势，很多时候，举事者无事，从众者倒霉，就是如此。
如今的大汉帝国，这个由刘皇帝主导完善的社会管理体系，其本质还是人治，但刘皇帝明显更相信法治，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也一直致力于朝廷法律与制度的完善。
当然，这不代表刘皇帝有多么高的法治思想与觉悟，只是立场原则问题，屁股决定脑袋。那一整套的法律制度的构建，除了维持国家的稳定、朝廷的正常运转，其核心思想，还在于对皇权的巩固。
在大汉的这个体系之中，刘皇帝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他又怎么能不想方设法地去维护、去强化？
而大汉法治的尽头，直指的却是刘皇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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