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颗粒无收者都不乏。
但是，产出减少，日子照过，租税照收，小民生计，尤其是那些托身于权贵、豪绅之家的旁户，更是艰难。
一直以来，川蜀的税收，基本都是由于小农及旁户承担的，而占据主要生产资料的权贵、官僚、地主们，大多没有分担税赋，解民之困的觉悟，不过度地压榨都算有良心的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灾害反复袭来时，小农破产，无以为继，也就不足奇怪了。活不下去的时候，要么流离觅食，要么揭竿而起。
说到底，问题还是川蜀那尖锐到极点、深重的极点的土地矛盾上，尤其在地少人多的成都平原。不禁让人想起三十五年前平蜀后的那场变乱，只不过，那一次的直接诱因乃是人祸。
那一次，由于平蜀将士的胡作非为、大肆抄掠，对川蜀尤其是成都平原地区的生产经营、生产关系乃至社会结构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当然，也正因为那一次动乱，让孟蜀时代的遗毒被清除了很大一部分，虽然恢复起来耗费了不短的时间，但对于朝廷在川蜀建立起新的统治，事实上却是有利的。
只不过，三十五年的时间，足以产生沧海桑田般的变化，而这么多年下来，当初孟蜀存在的那些问题，在大汉帝国时代，仍旧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拥挤的成都平原上，土地兼并的情况日益深重，中下层士民小农的负担也越来越重，怨声不说载道，人心也几近沸腾了。
川蜀的地理环境，注定了这里的特殊风俗人情，复杂困难的交通致其闭塞，也让这里成为权贵、豪强滋生的温床，让这里的百姓更容易受到愚弄与剥削。
多年下来，当初入蜀的将士、功臣以及久任川蜀的官僚，在填补孟蜀权贵留下的权力空白的同时，也逐渐与本土的那些豪强们合流，共同形成了一个比孟蜀时期更为强大、也更为顽固的剥削阶级。
事实上，以国民的耐受程度，只要保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一个相对清明的政治环境，再少些折腾，那么除了那些蛮乱，川蜀也很难出现什么大乱子。
但是，在大汉帝国的统治下，前两者能够保证，至于第三点，那可就真的太难了。要知道，川蜀平定之后，天下还未一统，还有东南、中南半壁未曾归顺。
乾祐末为了一统，进入开宝时代，西取河西、北伐契丹、南征大理，包括过去十几年对安西、吐蕃的攻略，剑南道都承担了不小的人丁与税赋。而这些负担与压力，一层层地转嫁下去，自然落在川蜀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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