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者达两千余人，如此空前力度的一番整治下来，帝国盐务如何能不清。
一味的压制与整饬显然是不够的，刘文济着吏部调拨了上百名精于盐法的官吏，充入盐铁体系任职，同时加大财政司与都察院二衙的监察之权。
当然，仍旧免不了妥协的一面，比如，刘文济引入了更多的食利者，想要彻底杜绝张嘴、伸手的现象是不可能的，通过打破既有的利益集体，至少能保证在短期之内帝国盐务呈现一种健康的状态。
而盐务改革的成果也是显著的，到建隆十八年，帝国盐价经过前后五次的下跌，终于重新达到雍熙时代的水准（斗盐93文），盐民、盐工的日子好过了，小盐商更活跃了，帝国盐产量提升了（其中不少是得益于盗卖官盐的严厉打击），盐税也得到显著提升。
同时，私盐买卖之风，却逆势上扬了.这里同样有个背景，在朝廷盐务整顿下损失惨重的食利者们，在体制内蛰伏下来的同时，不免将目光转向外边。
于是南洋地区，尤其是吴国那边的海盐，也通过“贸易”、走私等手段，被引入帝国，开始在沿海地区蔓延发展
而比起盐务上的重拳出击，轰轰烈烈，在土地问题的改革上，就属于温吞如水，润物无声了，当然艰难、激烈的角力都发生在帝国光芒的阴影下。
在土地方面，尤其地税方面，刘文济可不敢轻易言改，更不敢乱改。只是，眼瞧着地税逐年减少，又不得不有所作为。
而地税减少的原因，也很简单，在籍的土地在逐年减少，至于“消失的土地”去了哪里，又是如何消失的，不言而喻。
因此，十来年间，刘文济在田籍、田税上，也是下足了功夫，武德司全面发动，又不断派出使者巡视，尤其盯着那些大地主。
一番清查整顿下来，总算勉强扭转了田亩减少之趋势，但到建隆十八年，也只是回到端拱时期的水平.并且，越往下，阻力越大，也越难清查。
其不提作为帝国主体统治阶级的勋贵、官僚及地主，“消失的土地”，甚至有很一部分最终的去处是皇家，在少府都能找到些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