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政之常」，目的在於「明上下、均劳逸」。
文章认为，将力役折为银钱（代役银），已是权宜之计，意在「便民输纳」。
但吴县蔡言所为，竟允许工坊主为雇工代缴，并以此抵扣商税，这彻底动摇了根本。
「此例一开，力役之徵名存实亡！」文章痛心疾首地指出，这会导致两大恶果：
一是混淆了「四民」本末，商人竟可通过银钱彻底免除国家正役，长此以往，谁还安心务农？二是官府征役的权力被「售卖」给私人，朝廷威严何在？
至於介休的乱象，文章则一笔带过，归咎於「吏治不修，宵小作祟」，认为整顿吏治即可，无需质疑代役银本身。
《江左雅报》是老生常谈。
但是这一次，一向比较温和，而且紧跟着朝廷主流舆论的《商报》，却刊登出一篇爆论！
这篇文章，开头就提出一个问题：
「商税既纳，何复征役？」
报纸上追溯徭役的来源：
「旧制，城乡徭役有别：乡野之役，修水利、筑道路，取之於乡用之於乡。」
「而市民之役，如衙门皂隶、驿传递送、官仓看守等，实为补地方官府人力物用不足。然自朝廷开徵商税、推行「吏科试」制，府县已可募银雇吏，日常公务渐离民役。」
接下来，这篇文章追溯到南宋的徭役制度。
南宋时，临安等大邑曾行「免行钱」，商户纳钱代役，终罢市民力役。
今大明商税之制已立，若仍以「抵税」之名征役银，不过折绕旧弊。
官府既收商税，便当效仿古制，明文废止城市「行役」，令商民专心货殖。
《商报》直接提出城市居民免役的说法，因为他们承担的义务，已经被《商税》承担了，那为什麽朝廷还要重复徵税？
接下来，《商报》又进一步延伸，这一次不再是普通城市居民，而是扩展到了进城务工的雇工身上。「吴县之法，令坊主为雇工交代役银，然雇工多离乡入城，常年务工。今城市既征商税、雇工亦纳市税，再以「役」为名征银，理据俱失。」
最後，这文章还搬出了苏泽的「名实相副」，也就是权力和义务相当的理论：
「一条鞭法意在简化税役，然若未辨城乡本源，恐成新旧杂糅之弊。商贾非抗朝廷法度，但求名实相副：商税既纳，市民役银当免；雇工既离乡土，城役亦不当征。」
此文一出，石破天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