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思诚通过对果蝇的杂交实验，不仅验证了李伟豌豆实验中显隐性遗传符合三比一分离的结论，还发现了李伟实验中未能揭示的现象，性别与性状的连锁遗传。
第三份是李伟的土豆病害研究。
李伟通过分析自家土豆田的虫害蔓延，得出一个关键结论：
土豆的块茎繁殖方式是病害积累的根本原因。块茎是母株的「分身」，不是经过有性重组的「後代」，病害一旦侵袭，所有植株都无法抵抗。
苏泽将这三份稿子放在一起，意识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正在发生。
遗传学的基本原理已经在大明被独立发现了。
遗传这个概念，只差临门一脚了。
基於遗传学的农业育种，很快会从经验选种进化到理论指导下的定向选育。
育种革命，必然带来农业革命。
农业的变革将解放出大量劳动力。这些劳动力需要被新的产业吸收，而产业的扩张又需要新的组织形态来维持秩序。
法团主义就是顾宪成给出的答案，尽管它带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和潜在的破绽。
苏泽提起笔，在三份稿子上分别写下了批注。
对顾宪成的批注是：「可刊登，附编者按，注明本刊欢迎对此理论之讨论与修正，尤其欢迎来自基层工坊主与匠人的反馈。」
对徐思诚和李伟的批注是：「两文同时刊发，互为补充。徐文示遗传规律之普适，李文示遗传规律在农业中之应用。建议实学会组织农学专家就此召开专题研讨。」
他放下笔，靠在椅背上。
这套魔改的大明机器，已经跑出了他自己的掌控之外。这不是坏事。
理论一旦被注入系统，就会沿着它自己的逻辑生长，产生出设计者未曾预料的结果。
这就是理论提出者本人，最後也想不到的事情。
就算是顾宪成的法团主义，出发点固然是好的，但是也随之诞生了诸如垄断等问题。
苏泽的决定就是「静观其变」。
社会理论这种东西，到了一定的历史阶段，自然就会有人提出来。
任何社会理论被提出来之後，必然也有一部分人要去尝试实践它们。
这个道理很简单，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是基於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提出来的专门的解决方案。
如果上层无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那麽人们自然会从这些理论中寻找出路。
有些道路总要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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