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年出入宫禁、侍从帝侧，是玄宗最为倚重的座上宾，时常与之论道参玄、咨问修身治国之道。
步入天宝年间，玄宗崇道之心愈发炽烈，心态从理性治国转向痴迷长生。朝廷每岁举行国家最高规格的郊祀大典，必先赴长安太清宫朝拜玄元皇帝老子，将道教祭祀列为国家最高礼制，道教权威抵达顶峰。
纵观玄宗一生崇道历程，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分为崇道与佞道两个截然不同的层面。前期尊崇道家，重在汲取《道德经》无为而治、清心简政、与民休息的治国思想，用以矫正朝堂苛政、安定天下民生，贴合开元盛世休养生息的治国需求，对社会治理、政局稳定起到积极正向作用；后期年岁渐长、盛世安逸，玄宗逐渐沉溺道教神仙方术、丹药长生之说，执着于虚无的飞升得道、延年益寿，摒弃道家务实治国内核，一味追求虚妄神通，心态彻底从理性崇道转向偏执佞道，这一转变，也成为天宝后期朝政荒怠、奢靡误国的重要诱因。
二、控佛容佛：抑弊整肃、兼容并存的佛教政策
初唐时期，佛教虽未遭到朝廷明令禁绝，但始终受制于儒道两家的正统压制，无法取得独尊地位，发展节奏平稳克制。至武则天掌权时期，为破除李唐皇室尊道的正统天命、巩固武周政权合法性，武则天刻意扶持佛教、打压道儒，大肆纵容佛教发展。
武周一朝，全国州县普遍兴建佛寺，僧尼规模急剧膨胀，弊端随之滋生。大量寺院依仗皇权庇护大肆兼并民间良田，隐匿土地、逃避赋税徭役；僧尼人数泛滥激增，大量青壮年人口遁入空门、脱离户籍，直接导致国家纳税人口锐减、徭役兵员亏空，严重侵蚀国家财税根基与社会治理体系，成为困扰中宗、睿宗两朝的社会顽疾。
玄宗即位之初，为革除武周以来佛教泛滥的积弊、整顿国家户籍财税秩序，推行了一轮严苛的抑佛整肃政策。开元二年（714年），朝廷下诏大规模精简僧尼队伍，勒令不合格僧尼强制还俗，此次整顿共计一万二千余名僧尼回归民籍、重归生产，有效盘活了社会劳动力、恢复了国家税源。
与此同时，朝廷接连颁布禁令：严禁天下新建佛寺、严禁私铸佛像、严禁民间私自传抄流通佛经；严格隔绝朝堂官员与僧尼的私下来往，杜绝僧尼干政、权贵佞佛的乱象。这一系列举措精准遏制了佛教无序扩张的势头，肃清了武周以来佛教泛滥的积弊，让宗教发展重回可控轨道。
但玄宗的宗教治理并非极端灭佛，而是整肃弊端、兼容并存。历代文献留存大量玄宗礼佛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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