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共同管理的制度……”
恩斯特讲得深入浅出，结合厂里正在发生的具体事情——比如如何制定生产计划更合理，如何公平评定工资等级，如何处理生产效率和质量的关系。他时不时抛出问题，引导大家讨论。
“我觉得，咱们以前的工头就知道催命，不管机器损耗！现在咱们自己管，就得爱惜机器，这是咱们自己的家当！”一个老车工大声说。
“对！但也不能太保守，农业部门等着用拖拉机呢！我觉得可以组织技术攻关，改进一下齿轮加工流程，说不定能快一点！”一个年轻的技术员反驳。
“那加班怎么算？自愿加班和任务紧急加班，补贴应该不一样吧？”又有人提出实际问题。
会场里顿时热闹起来，大家争相发言，虽然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目的都是为了把工厂搞好。弗里德里希起初还只是听着，后来也忍不住插嘴，用他几十年的经验，对某个零件的加工方法提出了更省材料的建议，赢得了大家的赞同。
汉斯在旁边低声对弗里德里希说：“看，老伙计，这比过去在酒馆里发牢骚管用吧？我们现在是在用脑子参与管理，而不只是出力气。”
离开俱乐部时，夜色已深。弗里德里希和汉斯并肩走在回工人宿舍的路上。厂区的灯火依然通明，那是夜班同志在继续奋战。
“汉斯，”弗里德里希忽然开口，声音有些沙哑，“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以前总觉得‘革命’啊，‘苏维埃’啊，是你们这些人嘴里的大词，离我们这些粗人很远。现在感觉……它就在咱们的车间里，在咱们刚造出来的拖拉机上。”
汉斯拍了拍老朋友的肩膀：“没错，老弗里茨。韦格纳同志说要‘改造世界，也改造我们自己’。咱们现在，就是在一边改造机器，一边改造咱们自己的脑袋瓜子！只有这样，咱们的共和国，才能真正站稳脚跟。”
柏林，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午夜的钟声早已敲过，但韦格纳桌前的台灯依然亮着。窗外，城市在短暂的沉寂后，似乎正努力恢复着某种生机，偶尔传来的有轨电车声和远处工厂隐约的汽笛，都成了这新篇章的注脚。
韦格纳的面前，摊开着厚厚一摞报告，油墨和纸张的气息混杂着烟丝的味道他刚刚仔细审阅完来自马格德堡“前进”农机厂、莱茵兰建设兵团第三支队以及图林根、西里西亚等地的综合汇报。
韦格纳的指尖划过“前进”厂报告上那一行行数字——月产“人民牌”拖拉机从计划的50台超额完成至55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