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意大利照样能伟大！
现在你们要我承认，我错了？他们对了？”
墨索里尼整个人像被抽空了般跌坐回椅子：
“那我这七年算什么？一场笑话吗？”
许久，墨索里尼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告诉国王，告诉柏林，告诉所有人：
墨索里尼宁可戴着法西斯领袖的面具下地狱，也绝不摘下面具，去乞求一顶他们早已拒绝给我的红色帽子。”
因为他的人生，从1919年那个被拒绝的春天起，就成了一场漫长的、向所有否定他的人证明“你们看错我了”的表演。
而这场表演，必须以他选择的方式落幕——哪怕落幕的方式，是拉着整个国家陪葬。
“出去。”墨索里尼低声说，“都出去吧。”
幕僚们沉默地退了出去。
门关上时，当所有人离开后，墨索里尼独自坐在昏暗的办公室里，望着墙上那张1922年“向罗马进军”的巨幅照片。
照片上的他意气风发，黑衫军紧紧跟随着他。
良久，墨索里尼从抽屉深处摸出一个旧信封。信封已经泛黄，上面是他亲手写的德文地址：“An den VOrSitZenden deS VOlkSratS, Berlin.”（致人民委员会主席，柏林）
信从未寄出。或者说，寄出了，但永远等不到回音。
他把信封凑近壁炉火焰。火舌舔上来时，他低声说了最后一句话，
“你本可以拥有我的，韦格纳。现在，看看你造就了什么样的敌人。”
纸化为灰烬，飘散在威尼斯宫华丽的波斯地毯上。
而在遥远的柏林，韦格纳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这个穿越者建立的红色德国，曾在某个平行时刻，差点接纳了一个叫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人。
而历史的蝴蝶效应，有时会以最私人化的恩怨，塑造最宏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