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好。我是马丁·舒尔茨。这门课，我们不做价值判断，只做事实比较。”
马丁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几个词：
识字率、工资、儿童死亡率。“我们就从这三个最基本的人类发展指标开始。
请大家先忘掉你们听过的所有宣传，只看黑板上的数字。”
马丁在“识字率”下面写出几行数据：
德国 (1927): 98.2%
苏联 (1927): 58.3% (1917: 21.1%)
波兰 (1927): 67.1%
法国 (1927): 94.8%
教室里一片低语。
坐在塔德乌什旁边的女生，民族主义学生团体成员海伦娜，立刻举手，语气带着质疑：“舒尔茨先生，苏联这个数据可信吗？从21%到58%，十年翻了一倍多？这怎么可能？是不是把能写自己名字都算识字了？”
马丁点点头：
“很好的问题，也是国际统计学界最初的质疑。
所以苏联政府在1926年邀请了包括国际联盟和英国皇家统计学会在内的第三方进行抽样核查。”
“核查结果是：数据基本属实。苏联政府的方法是大规模的、强制性的扫盲运动，尤其是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这位同学，你认为为什么他们能推动这么大规模的扫盲？”
海伦娜想了想：“因为……专政？强迫人们学习？”
“这是一个因素，但不够。”
马丁示意另一个男生，“同学，如果你是白俄罗斯农村的一个农民，革命前是文盲，革命后分到了土地，现在政府派人晚上来教你认字，你的动力是什么？”
卡齐米日犹豫着说：“为了……看懂地契？别被人骗了？”
“对！”
舒尔茨敲了敲黑板，
“经济自主权催生了文化需求。当土地、工厂从贵族和资本家手中转到劳动者手中，读懂合同、看懂生产计划、计算收成就成了生存必须。
扫盲从一种‘风雅’，变成了‘生产资料’。这是苏联识字率飙升的根本社会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