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
韦格纳看着从美国发来的照片和报告。
《纽约时报》的讣告版从平时的一页扩展到四页；《芝加哥论坛报》开辟了“经济危机遇难者”专栏；费城的报纸甚至开始分类刊登自杀通知。
“三天前，达拉斯有个农民，”施密特念着报告，“用拖拉机把自己和全家人锁在谷仓里，然后点燃了汽油。遗书上写：‘如果土地不属于我，我也不属于土地。’”
韦格纳沉默了很久。
“通知法国、意大利、波兰的同志，”他最终说，“启动‘生命线计划’。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任何因经济危机失去希望的人，都可以联系当地的社会主义组织。我们提供食物、住所、医疗，以及……重新开始的机会。”
“资金呢？”
“从‘国际团结基金’出。”韦格纳走到窗前，柏林正在下今年的第一场雪，“告诉同志们：我们要证明当资本主义抛弃人民时，社会主义会能接住他们。”
雪安静地落下，覆盖了街道、屋顶、纪念碑。
在柏林，没有人因为债务跳楼，没有人因为失业自杀。工厂的烟囱依然冒着烟，学校的教室依然亮着灯，医院的病床依然有空位。
而在大西洋彼岸，雪也在落下，但覆盖的是不同的东西：
失业办公室外的长队、被查封的房子门上的封条、以及那些从高楼坠落后，在人行道上留下的暂时无法清洗的痕迹。
两个世界，同一场雪。
一个世界里，雪是冬天的序曲。
另一个世界里，雪是破产者的丧钟。
办公室的电话响了。
“主席，”秘书诺依曼的声音传来，
“‘生命线计划’的第一批响应者已经登船。包括三位金融专家、七名工程师、两位医生，还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他们自愿来德国，参与建设。”
“好，记得替我欢迎他们。”
韦格纳说。
挂断电话后，韦格纳站在了会议室的北美地图前。
红色图钉标记着费舍尔团队在过去三个月里秘密收购的资产：
堪萨斯的十二个破产农场、底特律的三家小型机械厂、匹兹堡的两处炼钢车间、芝加哥的一个食品加工厂……
施密特用指示棒点着地图：
“总计收购成本四百七十万美元，全部来自空头操作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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