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姆斯沉默了更久，内心的天平在剧烈摇晃。一方面是职业信仰、国家忠诚和对未知风险的恐惧；另一方面是家庭现实的经济压力、儿子前途的致命把柄，以及对方提出的、触手可及的优渥保障。
埃姆斯终于嘶哑地开口，声音干涩：
“你们……究竟想要什么？如果我……合作，具体需要做什么？又能得到什么保障？”
“很简单。您返回伦敦，继续您的工作。
定期向我们提供一些非核心但可验证的、关于MI6对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德国方向的情报动向、人员配置、预算流向等信息。在关键时刻，或许会请您传递一些消息或执行一些简单的指令。
作为回报，您将获得丰厚的经济报酬，您的儿子安东尼不会受到任何打扰。
我们甚至可以在瑞士为您开设一个安全的账户，为您的未来，预留一份保障。
想想看，埃姆斯先生，一边是越来越沉重的经济压力、儿子随时可能爆发的政治风险、以及一项注定失败且肮脏的任务；另一边是财务自由、家庭安稳、以及在一个显然正在崛起的新世界秩序中，为自己和家人谋得一个更有保障的未来。
这难道不是更理性、更负责任的选择吗？”
理性……负责任……这些词汇击中了埃姆斯作为官僚和父亲的双重自我认知。
在巨大的压力、精心的心理操纵以及赤裸裸的利益诱惑下，他内心那道基于忠诚和恐惧构筑的防线，终于被撕开了一个缺口。
埃姆斯内心的耻辱感依然存在，但一种扭曲的为家庭现实考虑的辩解，以及面对强势一方时“识时务”的念头，开始占据上风。
埃姆斯沉重地点了点头，
“我……需要具体的安排和保证。关于我儿子，绝对的安全。还有……报酬的方式。”
审讯者心中了然，但面上依旧平静。
“当然，一切细节都可以商定，并且会以您觉得安全的方式执行。
欢迎做出明智的选择，埃姆斯先生。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利。”
最终，埃姆斯在确保儿子安全和家庭不被立刻摧毁的前提下，选择了有限度的合作。
他同意成为间谍，定期提供MI6内部非核心但可验证的情报，并在关键时刻接受指令。
而德国人允许他完成此次瑞士之行的表面任务，他本人则需按时返回伦敦，汇报一切顺利。
几天后，在苏黎世老城区一家不起眼但颇有格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