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现有居住条件、劳动贡献），强调公平与效率；
苏联同志则强调要优先照顾“最革命、最贫困的无产者核心家庭”；
波兰本地的代表则提出要考虑到罗兹本地传统的大家庭聚居习惯和少数民族的特殊需求。
会议上的争论很激烈，但往往最终还是达成满意的解决方案。
科瓦尔斯基感到，波兰就像一块画布，德国和苏联两种略有差异的社会主义模式都在上面涂抹颜色，而波兰的同志们，则在努力调和这些色彩，并添上属于自己的线条。
这个过程充满摩擦，但也孕育着一种独特的、属于波兰人民的人民民主过渡形态——比苏联的更加注重法律程序和技术官僚的作用，比德国的在阶级斗争言辞上又更鲜明一些，同时不得不深深烙上波兰自身的历史和民族复杂性。
傍晚，科瓦尔斯基站在委员会办公室的窗前，望着罗兹林立的烟囱。
许多工厂的烟囱重新冒出了烟，街道上，旧政权的鹰徽被逐一凿除，换上了新的齿轮、麦穗和书本的国徽。
书店的橱窗里，马克思、恩格斯、韦格纳的著作被摆在显眼位置，旁边是德语和俄语的学习教材。
波兰的变化是巨大而迅速的。
旧的国家机器被砸碎，新的政权机器在德国和苏联的指导下加速组装。
疼痛、不适、困惑无处不在，但一种新的秩序和希望也在滋生。
科瓦尔斯基想起自己年轻时读过的禁书，那些对公平世界的梦想，如今正在他手中，变成每日处理的文件、会议和决策。
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波兰也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至少，维斯瓦河的水，第一次朝着一个明确属于工农的方向流淌了。
窗外传来一阵年轻工人练习合唱的声音，那是新谱写的《波兰社会主义青年进行曲》。
“从废墟和镣铐中崛起，我们建设崭新的土地……”
歌声飘荡在罗兹的暮色中，这是一个国家在阵痛中重生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