腿上，让他靠着自己。
“弗雷迪啊，你今天遇到的事情，虽然发生在幼儿园，但它就像一面小小的镜子，照出了我们社会里一些不太好的苗头，
一些我们正在努力克服，但还没有完全消灭的东西。”
弗雷迪仰头看着父亲，似懂非懂。
“你看，路德里希小朋友，他觉得自己可以欺负别人，底气从哪里来呢？
从他爸爸是个重要的干部这个想法里来。
他觉得这个身份给了他特权，可以比别人高一头。
这种想法，是哪里来的？
可能是他家里无意中流露出来的，也可能是像克劳泽老师这样的大人，因为他们父母的身份，就对他们格外客气、甚至纵容，慢慢惯出来的。”
韦格纳用食指轻轻点了点儿子的鼻尖，
“这叫特权思想，是旧社会留下来的臭毛病。
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人人平等，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干部的子女，更不应该有这种思想，反而应该更加谦虚，更加守纪律，离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应该更近才对。”
“那……老师为什么不对呢？”弗雷迪问。
“老师的问题，就更复杂一点了。
她可能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她心里也残留着一点旧观念，觉得干部家庭惹不起，或者想通过讨好干部子弟，为自己谋点方便，这是私心作祟，丧失了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应有的公正立场。
第二种，她可能怕惹麻烦，觉得批评了干部子弟，会引来家长的不满，或者上级的责难，这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官僚主义心态。
不管是哪种，都是不对的。”
“没听懂，爸爸。”
韦格纳看着儿子困惑又认真的眼睛，换上了更生动的比喻：
“我们的幼儿园，我们的学校，是培养新一代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地方，就像一个小苗圃。
老师就像园丁。
如果有棵小苗苗，因为它旁边的树比较高，园丁就不敢给它修剪歪枝，还给它多浇水多施肥，让它长得歪七扭八，那这棵苗将来能长成栋梁之材吗？
它只会挤压其他小苗的生长空间，把整个苗圃的风气都带坏了。
园丁的失职，危害很大啊。”
弗雷迪似乎明白了一些，但还是有些气馁：
“可是……可是我跟他讲了道理，他还那样……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