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秩序”，在报纸字里行间透出的强大政治意志面前，显得如此不堪一击，甚至看起来有些丑陋。
她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自己那套“因材施教”的逻辑，可能并不属于这个新时代所鼓励和允许的范畴。
接下来的半天，克劳泽过得心神不宁。
她上课时几次走神，对待孩子们的态度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她试图对每个孩子都挤出更“平均”的笑容，甚至对路德里希也不再像以往那样自然而然地和颜悦色，而是带着一种刻意的、略显僵硬的“一视同仁”。
这种变化连孩子们都能感觉到，路德里希有些困惑地看着她，而弗雷迪则敏锐地察觉到了老师不同寻常的沉默和闪烁的眼神。
就在克劳泽被内心恐慌煎熬的同时，教育人民委员会派出的首批联合督导调研小组，已经悄然出发。
幼儿园的放学铃声，如同往常一样响起，但在克劳泽耳中，却比往日更添了几分催人心绪的急促。
孩子们像小鸟般涌向校门口。克劳泽勉强维持着秩序，目光却不由自主地飘向那个身影——卡尔·弗雷迪。
今天来接他的是他的母亲，安娜。
安娜站在门口那棵橡树的荫凉下，穿着一件素净的浅色连衣裙，外罩一件针织开衫，手里拿着一个普通的布包。
她并未刻意引人注目，但那份沉静从容的气度，在略显喧闹的家长人群中依然显得与众不同。
她正微微弯着腰，听小马克斯兴奋地比划着说什么，脸上带着温柔的笑意，不时点头，还伸手帮马克斯理了理有些歪的衣领。
然后，她自然地拉住了马克斯和弗雷迪的手，弗雷迪仰着头，正认真地对母亲讲述着什么。
这一幕，在克劳泽此刻惊弓之鸟般的心态下，被赋予了额外的分量。那位“工人”母亲的举止，她依旧惯性般地想着这个标签，完全颠覆了她基于档案而产生的粗浅想象。
那种知性、温和与天然的亲和力，让克劳泽感到一阵心虚，同时，一种更强烈的、试图做点什么来“弥补”或“试探”的冲动涌了上来。
眼看安娜就要带着两个孩子离开，克劳泽几乎是下意识地快步走了过去，脸上挤出一个她自认为最得体、最热情的弧度。
“您……您好！您就是弗雷迪的母亲吧？” 她的声音比平时高了一些，显得有些刻意。
安娜闻声转过头，看到是老师，便松开孩子的手，站直了身子，脸上礼貌的微笑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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