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在一间简朴的办公室里，斯诺再次见到了让诺。
与起义期间那个眼神锐利、决策果断的革命军事领袖相比，眼前的让诺显得略微疲惫，但目光依旧沉静有力。
让诺的办公室由旧市政厅的一间会议室改造而成，墙上挂着大幅的法国地图和工业生产进度表，桌上堆满了文件。
“斯诺同志，听说你这几个月走了不少地方，看了不少事情。”
让诺请斯诺坐下，亲自倒了两杯水，
“感觉如何？我们这个新生的共和国，给你的印象是什么？”
斯诺接过水杯，
“令人震撼，让诺同志。
我看到了一个阶级被彻底推翻后，一个社会试图从头重建的宏大实验。
我看到了普通的工人、农民第一次真正感觉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那种小心翼翼又充满热情的参与感。
我也看到了物质的匮乏和分配的艰难，但也看到了前所未有的集体组织和动员能力。
我看到了旧世界的渣滓被社会主义的人民所改造和清算。”
让诺缓缓点头，
“是的，斯诺同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它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巴黎公社的鲜血告诉我们，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革命的犯罪。
那些被处决的人，手上沾满了劳动者的血汗。
公开审判和处决，既是为了正义，也是为了威慑，更是为了让千百万受压迫者看到，压迫者的力量并非永恒，他们是可以被审判、被击败的。”
让诺的话锋一转，
“但是，对清算本身有时超出对具体罪行的关注，也是我们必须警惕和引导的。
革命暴力必须精确地切除病灶，而不是盲目地摧毁一切。
这正是我们请德国同志来协助的原因之一。
他们比我们更早经历了这个阶段，他们的监察和司法体系，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将革命原则与程序理性结合的方法。”
斯诺深以为然，他提到了米勒里，以及米勒里所展现的那种务实、有序且充满建设性热情的态度。
“他让我对德国的实践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也正是我前来向您辞行的原因，让诺同志。
我计划前往德国，继续我的观察和记录。而且，”他顿了顿，
“我向米勒里同志表达了希望有机会采访韦格纳主席的愿望。”
听到韦格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