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意志薄弱者、那些初心不纯者、那些把革命当跳板而不是归宿的人，就是他们最理想的培养基。”
“……冯·艾兴多夫处长不是天生的敌人。
他曾经也是社会民主党同情者，也曾在1918年革命后短暂地欢呼过新时代的到来。
但他的欢呼，是因为他以为新时代可以让他继续保留父亲的庄园、家族的体面、贵族残余的特权。
当发现新时代要求他放弃这些时，他心里的那座旧殿堂就坍塌了。
他留下来了，穿着新制服，说着新套话——但他的心，从1923年那个秋天起，就再也没有走进过这扇门。”
“……这样的人，我们这里还有多少？”
“……这样的门，我们还有多少扇没有推开？”
街上的人流渐渐密起来。
买菜归来的主妇，牵着孩子去幼儿园的年轻母亲。
有人在展示栏前驻足，读几行，又匆匆离开。
有人买了报纸，边走边读，差点撞上电线杆。
那个穿风衣的男人还站在那里。
他已经读完了全文，却没有离开。他把报纸折好，塞进风衣内侧的口袋，但没有走。
他望着展示栏上那篇已经读过的文章，望着“林茨的镜子”五个字，像望着一个需要记住很久很久的东西。
赫尔曼终于忍不住开口。
“同志，”他试探着问，“您……认识迈尔同志？”
那人转过头。
赫尔曼这才看清他的脸。
五十岁上下，花白的鬓角，眉骨很深，眼窝里有一种专注痕迹。
那不是一张容易流露情绪的脸。
“不认识。”他说。
停顿了一下。
“但我认识冯·艾兴多夫。”
赫尔曼愣住了。艾尔娜手里的硬币哗啦一声掉进铁盒。
那人把风衣领子重新竖起来，转身走了两步，又停下。
“1923年，我在林茨机车车辆厂当技工。
冯·艾兴多夫家的小儿子，克劳斯，那年二十岁，开一辆崭新的奥佩尔，经常来厂里找某个工人喝酒。没人知道他来做什么。
我们只知道，那个工人后来辞职了，开了自己的修车铺，生意好得出奇。”
他顿了顿。
“那时候我以为，那是年轻人的正常交往。
一个落魄贵族子弟，想交几个工人朋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