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代表团的席位。
“谢谢你们，德国同志们。”
德国代表团的席位上，有人站了起来。紧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
整个德国代表团都站了起来。
掌声变成欢呼。
九点二十分，波兰代表。
他叫瓦迪斯瓦夫·科瓦尔斯基，四十岁上下，头发已经花白，戴着那副镜片很厚的圆框眼镜，看起来更像中学教师，他确实也是一名中学教师——战前在华沙一所工人子弟学校教历史和地理。
“波兰的情况和法国、意大利都不一样。”
他的声音温和而沉稳，
“我们没有经历巴黎那样激烈的巷战，没有意大利那样南北对峙的武装统一。
我们是走了一条更慢、更复杂、更需要耐心的路。”
“1927年春天，波兰的危机差点演变成彻底的战争。
那时候边境上炮口对炮口，列车运着士兵往前线开，空气里都是火药味。
但最后，战争还是没有打起来。
为什么？不是因为哪一方突然爱好和平了，是因为波兰的工人和农民不愿意互相开枪。
是因为我们和苏联、德国同志们在边境上悄悄建立的联络站，用传单、用广播、用地下报纸，告诉双方的士兵：
对面的人不是敌人，是和你一样的兄弟。”
台下有人轻轻鼓起掌来。
“这条路也许不如巴黎起义那么壮烈，不如意大利统一那么传奇。但它是一条更宽阔的路，可以让更多的人一起走。”
下一个代表是来自英国的同志。
他上台时步伐很快，他是罢工集会的常客——英国总委员会刚刚组织的全国性罢工示威，他是主要组织者之一。
“同志们，”他的声音洪亮，
“我站在这里很惭愧。因为英国是今天上台发言的代表国家里，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之一。”
台下有人发出善意的笑声。
“但我不气馁。”他说，
“因为英国也是今天在座的国家里，工人阶级最有经验、最懂得组织、最善于和资产阶级周旋的国家。
我们有一百年的工会运动史，有宪章运动的遗产，有数不清的罢工、示威、谈判、妥协、再斗争积累下来的智慧和韧性。”
他停顿了一下。
“你们知道英国政府现在最害怕什么吗？
不是我们手里的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