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不是我们嘴里的口号，是我们正在学会的——如何合法地占领阵地。
他们在议会里通过《反煽动叛乱法》，我们就组织宪法讲座，告诉工人哪些活动是合法表达诉求；
他们派警察镇压罢工纠察线，我们就组织法律援助基金，把每一个被捕的同志保释出来，然后公开审讯，让法庭变成揭露他们虚伪的讲台。”
他笑了笑。
“英国资产阶级统治了几百年，什么阵势没见过？
但他们没见过这样的阵势：
工人阶级用他们的法律、他们的程序、他们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一步一步地把他们逼到墙角。”
“这个过程可能还要很久。也许五年，也许十年。但没关系，我们等得起。
因为每等一天，我们的人数就在增加；每等一天，他们的报纸就在减少读者；每等一天，历史的天平就向我们的方向多倾斜一度。”
“英国同志们不会让你们等太久！”
掌声如雷。
苏联代表也上台了。
这位代表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他是列宁的老战友，1905年革命的亲历者，内战时期的红军政治委员。
“同志们，”他说，
“我代表联共（布）中央和全苏工会，向大会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台下。
“当我们的国家刚刚从内战废墟上站起来时，谁能想到，今天我们可以和这么多国家的兄弟党代表坐在一起，讨论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问题？
那时候我们连电都没有，工厂里用木炭车床，农民用木犁耕地。
今天，我们的第聂伯河水电站已经并网发电，我们的拖拉机厂年产三万台，我们的工人现在每周可以休息一天，每年有带薪休假。”
“这一切是怎么来的？是我们自己的努力，也是国际主义精神的果实。”
“今天，轮到我们了。”
他的声音陡然提高。
“当法国同志需要支援时，我们的火车满载粮食开往里昂。
当意大利同志需要我们时，我们和德国的同志们就越过阿尔卑斯山和他们并肩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