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五日，上午十时。
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组织部办公室。
施密特坐在办公桌前，面前堆着一叠刚送来的文件。
那是各部委对《关于党内高级干部及家属参加义务劳动的试行方案》的反馈意见。
他一份一份地翻着，眉头时而舒展，时而皱起。
大部分反馈是支持的。
措辞热情洋溢，纷纷表示“坚决拥护”、“积极响应”、“一定参加”。
有些部门还主动提出要多派些人，甚至要求把名额扩大到普通干部。
施密特的嘴角微微上扬。
看来，大多数同志还是很积极的。
但翻着翻着，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有一份反馈，写得吞吞吐吐，绕来绕去，中心思想就一个：不想去。
他又翻出几份，大同小异。
施密特放下文件，揉了揉眉心。
他按了一下桌上的铃。
一个年轻干事推门进来。
“施密特同志？”
施密特指了指那叠文件。
“把这些反对意见的原文，全部复印一份。
原件送给韦格纳主席。另外，通知那些提意见的同志——既然有不同看法，就请他们把理由写清楚。不是口头说说，是正式书面报告。
明天下班前交上来。”
年轻干事愣了一下。
“施密特同志，这……”
施密特看着他。
“怎么？”
年轻干事连忙说：“没，没什么。我这就去办。”
他抱着文件，快步走了出去。
施密特站起身，走到窗前。
他想起主席那天说的话：“干部脱离群众，官僚主义滋长，特权思想萌芽。这些问题，比敌人更难对付。”
现在看来，主席说得太对了。
这才刚开始，就有人跳出来了。
第二天下午五时，施密特的办公桌上，又多了十几份报告。
他一份一份地看。越看，脸色越复杂。
看到最后，他没忍住笑了出来。
只是施密特的笑容里，有无奈，有嘲讽，也有一丝说不清的东西。
他把这些报告整理好，装进一个文件夹，起身走向韦格纳的办公室。
韦格纳正在批阅文件。看见施密特进来，他抬起头。
“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