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七月三日，伦敦下着雨。
麦克唐纳站在唐宁街十号二楼的窗前，雨不大，但绵密，打在窗玻璃上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翻动书页。
他的手扶着窗框，指节泛白，这半年他瘦了很多，西装显得有些空荡荡地挂在身上，领口松得能塞进两根手指。
医生说是糖尿病，要他注意饮食、注意休息、不要太操劳。
可内阁等着他拍板，议会等着他答辩，国王等着他汇报，国际局势一天一个样，每一桩每一件都像绑在他脖子上的绳索，越勒越紧。
他的身体就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垮的呢，也许从麦克唐纳坐上首相位置的那天就开始了。
一九二九年，全球经济危机刚刚爆发，他受命组建内阁。
那时候他还相信能用改良的办法稳住英国——提高失业救济、推行公共工程、跟各方工会谈判——一件一件来，总能找到出路。
他错了。
经济危机不是英国一家的病，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病。
经济危机开始之后，右翼势力就开始蠢蠢欲动。
报纸上天天骂他“通共”，俱乐部里天天传他“要搞红色政权”，连情报部门内部都有人开始串联。
他不知道该信谁，不知道谁可以信，财政部长在盘算英镑贬值，外交大臣在跟美国人私下接触，陆军大臣在考虑退休后去哪家军火公司任职，没有人在想英国怎么办。
没有人想，但他必须想。
麦克唐纳无力地从窗前转过身，走回办公桌前坐下。
桌上摊着一份刚送来的电报，德国海军在北海举行联合演习，参演国家的舰艇总数超过一百艘。
麦克唐纳盯着那行数字看了很久，然后拿起笔在电报上签了个“已阅”，签完把笔放下，望着那份电报出神。
他想起一九一八年，德国战败，公海舰队在斯卡帕湾自沉。
那些德国水兵亲手凿沉了自己的军舰，一艘一艘地沉入海底。
那时候谁能想到十几年后的今天，德国人的舰队会重新出现在北海，比当年更强大呢？
他想不到。也许德国人自己也想不到。但韦格纳想到了，他想到了，所以他做到了。
这就是区别。
窗外的雨还在下。麦克唐纳站起身，走到衣架前取下那件旧风衣。穿上风衣扣好扣子，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领带，领带是旧的，领口是松的，脸色是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