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唐宁街十号，首相书房。
鲍德温上任不到一周，桌上的文件已经堆成了山。
他坐在那把刚换过椅面、扶手却磨得油亮的皮椅上，面前摊着一份刚从柏林发来的经济简报。
《红旗日报》的英文摘要，通过瑞士渠道转过来的，内容和德文原版一字不差。
韦格纳在经济人民委员会上的讲话，关于“创造型岗位”和“谋生型岗位”的论述，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产能转移的设想，以及“让劳动者更有尊严”那句被编辑加了着重号的话。
鲍德温读得很慢，读完最后一行，他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窗
“你怎么看？”鲍德温没有睁眼。
财政部长内维尔·张伯伦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手里也拿着一份同样的简报。
他比鲍德温早到几分钟，已经从头到尾读过一遍，又在重点段落反复看了几遍。
“他们不是在搞简单的产业升级。
他们在重新定义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方式。”
张伯伦把简报放在桌上，指尖点着韦格纳那句“让劳动者更有尊严”，
“这句话很危险。德国工人听了会想——我们比英国人过得好；
法国工人听了会想——我们也要过这样的日子；
我们自己国内的工人听了会想——为什么德国人能做到，我们做不到？”
鲍德温睁开眼睛。
“德国人做到了吗？”
“做到了。”
张伯伦的语速不快，
“他们的钢铁产量超过我们，机床产量是两倍，汽车产量是五倍。
他们的工人每周工作四十小时，每年有二十天带薪休假，看病不要钱，上大学不要钱，住房由国家分配。
我们的工人呢？每周工作六十八小时，每年只有六天银行假日，看牙要排队半年，上大学要自己掏钱。
我们的钱去了帝国国防，去了殖民地行政，去了那些收不回来的战争贷款和海外投资。
德国人的钱花在了自己身上。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区别。”
书房里安静了片刻。
“韦格纳搞产业升级，不是临时起意，是有预谋的。
从一九三一年开始，他们就在压缩普通钢材、普通水泥这些低端产能，把钱往精密机床、电子工业、化学工业这些高附加值领域砸。
四年了，效果已经出来了。
他们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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