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转向他，
“那我们就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
没有人问“最坏的打算”是什么。
他们都知道。发动民众抵抗？别开玩笑了，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民众已经在举红旗了。
坚守本土决一死战？陆军大臣刚才说的话还不够清楚吗？军队的士气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着就已经垮了。
最坏的打算，就是跑。
跑得越远越好，跑到加拿大，跑到澳大利亚，跑到任何一个还能插着英国国旗、还能为这个帝国的残躯提供一丝庇护的地方。
国王的目光在与会者之间扫过，最后摇了摇头。
“首相，我授权你去办这两件事。大使尽快派出，安民告示今天之内拟好，我要亲自过目。”
“至于‘最坏的打算’——”
他没有把话说完，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像是在确认什么，又像是在默认什么。
会议散了。
大臣们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推开椅子，拿起文件夹，快步走出会议室。走廊里响起了杂乱而急促的脚步声，和他们进来时那种从容不迫的步伐判若两个世界。
鲍德温最后一个走出会议室。
他站在白金汉宫那扇巨大的橡木门前，门外的阳光刺得他微微眯起了眼睛。
七月的伦敦难得有这样的好天气，天空蓝得像洗过一样，几朵白云懒洋洋地飘过，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脸上，照在那些灰白色的古典建筑上，照在那些穿着制服、站得笔直的皇家卫兵身上。
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
但他知道，在白金汉宫的大门外面，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利物浦的工人委员会正在接管城市的运转，曼彻斯特的红旗正在市政厅上空飘扬，格拉斯哥的造船厂已经不属于他们了。
而在多佛尔的海面上，那支涂着红星的联合舰队还在演习，从容不迫，按部就班，像一场永远也不会结束的噩梦。
他走下台阶，坐进那辆黑色轿车，关上车门。
“回唐宁街吧。”他对司机说。
车子缓缓驶出白金汉宫的大门，汇入伦敦午后稀疏的车流。
鲍德温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反复转着两件事——驻德大使什么时候能出发？安民告示怎么写才不会让局面更糟？
还有一个问题，他没有问任何人，因为他知道没有人能回答：
如果德国人的要求，比“不进攻”更多呢？
如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