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俘虏。”
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下午三时十七分，斯托克顿教堂广场上，最后一面英国国旗从旗杆上降了下来。
不多时，一面代表着英国红军的红旗从同一根旗杆上升了起来。
斯托克顿以北，另一支英国红军的部队正在从东面开过来。
罗伯茨同志带着两千二百名同志，沿着铁路线一路向西，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
斯托克顿的枪声停了之后，周边几个小镇的政府军驻军都不战而退了。
没有人想成为下一个斯托克顿里面阵亡的士兵。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
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
约瑟夫·肯尼迪从汉莎航空的客机舷梯上走下来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看机场的建筑，而是看天空。
柏林的天空和他想象的不一样。
他在波士顿读过太多关于德国的报道了。《纽约时报》的欧洲版、《华盛顿邮报》的专栏文章、甚至《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所有这些美国的主流媒体在过去几年里，用一种近乎一致的笔调描绘着同一幅画面：
德国在红色恐怖中呻吟，柏林的街头充满了暴力与恐慌，政府的铁拳悬在每一个不听话的德国人头顶，工厂里的工人像囚犯一样被驱赶着劳动，孩子们在废墟中捡拾垃圾，大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一块发霉的面包。
肯尼迪甚至准备好了在柏林街头看到什么——破败的房屋、面黄肌瘦的行人、持枪巡逻的士兵、以及无处不在的、让人喘不过气的压抑。
但柏林的天是蓝的，几朵白云懒洋洋地飘着，机场的跑道平整得像一块巨大的灰色地毯，跑道尽头是一栋崭新的航站楼，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肯尼迪先生，欢迎来到柏林。”
美国驻德国大使威廉·多德站在舷梯下面，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晨礼服，礼帽夹在腋下，脸上带着一种复杂的表情。
肯尼迪走下舷梯，和多德握了握手。
“多德先生，感谢你来接我。”
两个人在停机坪上站了片刻。机场的地勤人员穿着蓝色的工装裤，戴着有檐帽，推着行李车从他们身边走过，步伐轻快，有人还吹着口哨。
肯尼迪注意到，那些工装裤的布料看起来不差，帽子上的徽章擦得锃亮，推车上的行李被整齐地码放着。
“走吧。”多德说。“车子在外面。”
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