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德先生。”
肯尼迪的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被那些正在草坪上玩耍的孩子听见。
“德国真的是这样的吗？”
多德站在他旁边，双手插在风衣口袋里，目光落在远处那个正在追蝴蝶的小女孩身上。
“是这样的。”
肯尼迪转过身，看着多德。
“那美国媒体上那些——”
“肯尼迪先生，”多德打断了他，
“美国媒体上没有说假话，但美国媒体上也没有说全部的实话。
它们没有告诉你，在德国，一个普通工人的孩子有机会上大学。它们没有告诉你，在德国，一个失业超过一年的工人不会因为领不到救济金而去偷面包。它们没有告诉你，在德国，女人和男人同工同酬的。”
他苦笑了一下。
“至于为什么不告诉你？因为这些东西不符合‘红色恐怖’的叙事。
如果你告诉美国人民——德国工人一年有一个月带薪假，而美国工人还在为了不被解雇而拼命加班——你觉得美国人民会怎么想？
这个问题一旦被问出来，答案就不是那么令人愉快了。”
肯尼迪沉默了。
他想起了一九三二年的冬天。他站在波士顿的街头，看着一群失业工人举着牌子走过，牌子上写着“我们要工作”、“我们要面包”。
那时候他是个富有的银行家，住在波士顿最贵的街区，开着最好的车，送孩子上最好的私立学校。他不理解那些人为什么要举着牌子上街——在他的认知里，经济危机是周期性的，熬过去就好了，举牌子有什么用？
现在他站在柏林公园的草坪上，看着一个穿着红裙子的小女孩追蝴蝶。
他在想，那个小女孩的父亲是谁？是一个矿工？是一个农民？是一个码头装卸工？不管他是什么，他的女儿今天穿着干净的红裙子，在草坪上追蝴蝶，不用担心吃不上饭，不用担心上不了学。
“多德先生。”
“嗯。”
“你觉得——我们的美国能变成这样吗？”
“肯尼迪先生，我是一个美国外交官。我的工作不是评价美国能不能变成什么样子。我的工作是向华盛顿报告德国变成了什么样子，以及德国的变化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但既然你问了，我只能这么回答你，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美国能不能变成这样。我只知道，如果美国不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