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一九三五年十月七日，凌晨一时。
韦格纳这几年很少在这个时间还醒着。
人民委员会的工作通常在下班后基本结束，他习惯在晚上十点之前把最后一份文件签完，回家，吃饭，看半小时书，睡觉。
这是他结婚之后就给自己定的规矩——不把工作中的焦虑带回家，不带回家，不带回床上。
但今天他破了例。威廉二世的处理问题像如鲠在噎。
施密特走后，他又批了几份文件，接了柏林党委的一个电话，听取了关于汉堡港扩建工程的汇报。所有的事情都在轨道上，所有的数字都是对的，所有的人都在做他们该做的事。
但他的脑子里一直有一条线在转，这群知识分子。他们又跳出来了。
韦格纳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些人永远学不会？
韦格纳自认为不是什么社会学家，不是什么阶级分析专家，但他知道一件事，一件他不需要任何理论也能确定的事——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文科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在骨子里从未承认过这个政权。
不是在嘴上不承认。
嘴上是承认的，或者至少是假装承认的。
他们写文章会引用他的话，做报告会引用党的决议，在公开场合对韦格纳和施密特点头哈腰。
但他们的手——那双翻了一辈子书页的、从来没有握过锄头和扳手的、细皮嫩肉的手——从来没有和工人农民的手握在一起过。
不是不能，是不想。
韦格纳想起了三年前的一桩旧事。
一九三二年，中央提出了“知识分子下乡”政策，号召城市里的教授、讲师、作家、记者到农村去，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真实的生活，用知识服务农村建设。
政策出台后，反应非常热烈——热烈的反面。那些人的第一反应不是“我能为农民做什么”，而是“政府要把我们流放到农村去”。
他们在内部会议上说这是“文化革命”，在私人信件中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噩梦”，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不敢明着反对，就用一种别扭的、酸溜溜的、带着德国人特有的拐弯抹角的方式表达不满。
“农民不需要哲学家。”有人这么写。意思是——我们去了也没用。
“知识分子应该留在书斋里，而不是被赶到田野上。”
韦格纳没有亲自处理这些人。他把事情交给了施密特和宣传口，该批评的批评，该处分的处分，该调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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