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名单。名单上的每一个名字旁边都标注着详细的个人信息——年龄、职业、住址、政治面貌、以及“近期言论摘要”。
名单上的名字不多，只有十几个。
但台尔曼知道，这十几个人的背后，站着几十个、上百个和他们一样的人。
这些人分布在柏林、汉堡、慕尼黑、科隆、法兰克福——每一个有大学、有出版社、有文化沙龙的城市。
他们不是组织，没有章程，没有纲领，没有固定的联络方式。
但他们有一种默契，一种不需要语言的、通过文章、谈话、信件传递的默契。
这种默契比任何组织都更难对付。因为组织有头目，有文件，有据点；你可以打掉头目，缴获文件，端掉据点。
但这种默契是打不掉的。它像空气，无处不在，没有形状，没有重量，但你一呼吸就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台尔曼从抽屉里拿出一包烟，抽出一支，点上。
他把名单放在桌上，用烟灰缸压住一角，然后拿起电话，摇了摇手柄。
“给我接柏林内务局。让局长听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沉稳的声音。
“台尔曼同志，柏林内务局局长施耐德。”
“施耐德，名单上的人，你查得怎么样了？”
“已经核实了大部分。其中几个人确实在最近几天有异常活动。他们频繁聚会，交换文章，甚至在私下场合说了一些——不合适的话。”
“什么不合适的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
“有人说，‘韦格纳迟早会意识到，没有知识分子，这个国家就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还有人说，‘威廉二世是一块试金石。政府怎么对待他，就会怎么对待我们。’”
台尔曼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他有些愤怒的说道，
“施耐德，你安排人手，对名单上的重点人员进行监视。
不要惊动他们，不要打草惊蛇。记录他们的每一次聚会、每一次通话、每一封信件。我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在说什么，在做什么——在他们自己还不知道之前。”
“明白。”
台尔曼放下电话，把名单从烟灰缸下面抽出来，又看了一遍。他的目光在最上面的那个名字上停了一下。
那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文学博士，在文化部下属的一个出版社当编辑。他的“近期言论摘要”栏里写着一段话，是他在一次私人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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