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起一个和德国、和欧洲那样的人人平等的世界。”
“玛丽亚，我不是共产党。但我知道，共产党做的那些事，不是坏事。”
纽约，曼哈顿上西区。同日晚。
亨利·惠特曼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拿着今天的《纽约时报》。
他是银行家，在华尔街工作了三十年，经历过一九二九年的大崩盘，经历过罗斯福的新政，经历过美国从谷底爬起来的每一个艰难时刻。
“美共武装越过边境，入侵加拿大领土。”
他把报纸举到灯下，又看了一遍。字还是那些字，没有变。
“亨利，你怎么看？”妻子玛格丽特从厨房里探出头来，手里还拿着一块擦碗布。
惠特曼把报纸放下，
“政府这么说，应该有政府的道理。”
“你相信？”
惠特曼沉默了几秒。
“我信不信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国家目前需要团结。
罗斯福总统这几年的政策，虽然有些我不太同意，但他是在为这个国家做事。
共产党那八个州，已经是国中之国了。如果他们再和外国人勾结，威胁到国家安全，政府必须采取措施。”
玛格丽特从厨房里走出来，在他对面坐下。
“亨利，你儿子下个月就满十八岁了。”
惠特曼的手指在报纸上停了一下。
“我知道。”
“如果打仗，他会被征兵的。”
惠特曼把眼镜戴上。
“所以更不能让共产党得逞。如果他们赢了，这个国家就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国家了。”
玛格丽特看着他，看了很久。
“亨利，我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底特律的工人愿意跟他们走？为什么芝加哥的工人愿意跟他们走？为什么那么多普通人，放着好好的美国公民不做，要去当什么‘美国人民解放军’？”
惠特曼站起来，走到酒柜前，倒了一杯威士忌。
“玛格丽特，你说的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该问的。
我们该做的是相信政府，支持政府，和政府站在一起。
国家乱了，我们的钱就不值钱了，我们的房子就不安全了，我们的孩子就没有未来了。”
“我们的孩子现在就有未来了吗？”
“他在学校里学的那些东西，考的那些试，毕业之后能找到的工作——你觉得这些比底特律的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