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低于国际水平'。
第二轮可以找一个更软的角度，比如采访遇难者家属、挖掘那些俱乐部会员的日常生活，把话题从安全标准转到'这些人本来可以不必死'，然后把矛头指向德国基层行政机构的'冷漠'和'官僚主义'。
把一个事故变成一个故事，故事比事故更持久。"
科温顿把杯子放下，指节在杯壁上又敲了两下。
"故事留着慢慢讲。我说现在更需要的是节奏——欧洲那边的人越看越觉得德国人有组织有效率，我们得让美国读者脑子里多一根怀疑的刺。
这根刺扎进去了，后面真打起仗来，老百姓才会觉得'那边也没那么好'。
这是准备工作，不是舆论战，是心理战。"
德·拉·罗什伯爵一直没有说话。
他靠在椅背上，左手端着酒杯，右手食指漫不经心地在杯沿上来回划着圈。
这时候他慢慢把杯子放了下来，开口时声音带着法语区特有的那种柔软的鼻音，
"我同意科温顿先生的方向。但我想补充一层。"
他把手放在桌面上，十指交叉，
"我们在欧洲的时候，见过德国人是怎么建立他们的'神话'的。
靠的不是口号，是靠实打实的东西——干净的城市、稳定的物价、工厂里的干劲。
这些东西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比一万篇报纸社论都有用。
坦恩的事故戳穿了那层神话的一角，但只是一角。我们要做的不是把这一角扩大——它本身扩不大，事故就是事故，德国人已经把它定性为操作失误了，他们处理得还算干净。"
他停下来喝了一口酒，继续说：
"我们要做的是让它成为一个'符号'。
德国人不是宣传他们说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吗？
这次事故就是'井然有序'下面的裂缝。
不用把它说得太大，也不用说得太久。
只要在读者脑子里留下一个印象就够了——他们也会犯错，他们也没那么好。
有了这个印象，后面的对比就好做了。"
范德比尔特听着，把雪茄最后一段掐灭在烟灰缸里。
"舆论的事就说到这里。梅耶先生负责把节奏稳住，节奏一定要把握好，别太急，别让人觉得是我们故意抹黑，要把火候做得像是新闻界自发的思考，而不是我们推的。
各位手上都有渠道，但别在一个方向上用力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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