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信到的那天，母亲都会把信拿到灶台边上，逐字逐句地念给大木听。
大木当时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听得多了也能自己背出那几句话的节奏来。
那些信纸被反复折叠抚平，边角已经磨损得起了毛，但母亲一直没有把它们丢掉，所有来信都叠在一起收在铁盒子的底层。
后来二哥也走了。
二哥走的时候大哥的信已经断了半年，但二哥说他要去找大哥，说两个人在一起有个照应。
二哥走的那天早上大木站在村口的土路旁边，看着二哥背着行囊走远。
二哥的背影在晨雾中逐渐缩小，军装的深绿色在灰白色的田野底色上越来越模糊，最终变成一个几乎无法辨认的小点，消失在那条通向大路尽头的弯曲处。
那段日子的大木对国家和军队的认知是明亮的。
村子里每个季度都会有征兵的宣传队经过，队伍里的人穿着整齐的制服敲着鼓、喊着口号，把写着"报效天皇"和"帝国陆军募兵"字样的宣传单分给围观的村民。
大木和同龄的孩子们总是挤在最前面，伸手去够那些传单。
传单上的字他不认识，但上面的图画他看得明白——画上的士兵们站得笔直，枪举得整齐，脸上带着一种他形容不出来的、让人看了就心跳加快的表情。
他拿着那些传单回家之后会把它们贴在床边的墙上，一张叠着一张，很快整面墙就被盖满了，像是一幅由整齐的制服和挺直的枪杆组成的壁画，每天睡觉前大木都会面朝着那面墙躺下，闭上眼睛之前在传单上那些士兵们的注视下安静地呼吸。
后来战争的宣传变了。
村里的黑板报上开始出现新的口号，什么"解放满洲"、"圣战"、"一亿一心"之类的词代替了以前那些更温和的征兵标语。
村里的大喇叭每天早晚各放一次军歌，歌曲的旋律雄壮急促，大木站在家门口听着那些歌声的时候，心里翻涌着一种燥热的冲动——他想立刻变成一个大人，立刻穿上那身深绿色的制服，像大哥和二哥一样坐上开往朝鲜的火车。
这种念头在他心里燃烧得越来越旺了。
于是乎，大木就偷偷地去找了征兵官。
那是一个下巴刮得铁青、嘴巴里似乎是永远叼着一支没点燃的烟卷的中年人，坐在村公所门口摆的一张桌子后面，桌面上铺着一张写着字的纸和一把戳子。
大木走到桌子前面站定，脚跟在泥地上蹭了一下又并拢了，像他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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