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那个国家当初只有几个起义区和街头巷战留下的瓦砾堆，如今它的火车贯通了从柏林到延安的整条大陆线，它的舰队正在跨过大西洋向加拿大靠岸，它的旗帜插在了曾经属于大英帝国地图上的一部分土地上。
鲍德温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从未拥有过那种创造的能力——他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也不过是守住边界、维持现状、让一艘正在沉没的船下沉的速度慢一些。
他羡慕韦格纳吗？
鲍德温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感觉到的不是羞愧，而是一种很平静的确认：
是的，他羡慕。不是羡慕那个人的权力，而是羡慕那个人所在的轨道——一条正在上升的轨道，每走一步都在变得更宽、更亮，而你走在上面的时候能感受到脚底传来的那种向上的反作用力。
而他自己脚下的这条轨道，从他接过"首相"这个头衔的第一天起，就是向下的。
经济数据的曲线向下，国内抗议活动的规模向上；工业产出的数字向下，德国扩张的速度向上；帝国版图上一块又一块颜色在褪去，欧洲大陆上一面又一面的红旗在升起。
他把所有这些起伏在自己脑子里过了一遍，鲍德温总是觉得那些事情本来应该有其他的发展可能，但那些"其他可能"从来没有发生过，就像是曾经存在过的平行岔路在他的人生列车经过之前就被全部拆除掉了。
鲍德温曾经试图卸任。
第一次是一九三六年春天，在加拿大初步安顿下来之后，他把辞职信草稿写好了，放在一个信封里准备交给内阁秘书。
他在信里措辞克制而诚恳，说自己年事已高、精力不济、需要为年轻人让出位置。
但那封信没有送出去——内阁秘书私下告诉他，被他提名接任的人选委婉地婉拒了，而其他几位可能的人选也都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类似的态度。
没有人想在"大英帝国最后一任首相"这个头衔下面署名。
鲍德温把辞职信从信封里抽出来，折好放回了抽屉，从此再没有提起这件事。
他在那个位置上一坐就是又一个年头。
越来越像一个摆设，像一个被挂在一面已经不再有人敬仰的墙上的旧画像。
他在内阁会议上的发言依然被礼貌地倾听，但那些话很少被转化成实际行动；他签署的文件依然被递送到各级机构，但那些文件的执行力度越来越弱；
他接见的外交使节越来越多地只是来寒暄和道别，而不是来商讨什么实质性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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