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了两个，一个递给赫尔曼，一个自己咬了一大口，蛋黄太干，噎了一下，赶紧灌了口啤酒。
哈尔伯中士是排里年纪最大的，三十四岁，参加过西班牙国际纵队，左胳膊上有一道从肩膀拖到肘弯的旧伤疤。
他盘腿坐在铺位上，把香肠切成薄片，一片一片码在面包上，动作很慢，切完一片吃一片。
吃到第三片的时候，他抬起头来，看着满屋子的人，说了一句：
“同志们，我说两句。”
屋子里安静下来。
炉子里的柴火噼啪响了一声。
哈尔伯把刀放下，用手背擦了擦嘴，声音不高，沙哑，带着一点波兰边境那边的口音：
“明天晚上这个点，我们就不在柏林了。
后天在船上，大后天在朝鲜。
九天之后在飞机上。
再往后——就看各人的命了。”
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放下，继续说：
“我不讲大道理。
道理连长讲过了，营长讲过了。
我就说一件事——我打了三年仗，西班牙打过，冰岛去过，纽芬兰也去过。
每次出发之前，都有人跟我说，哈尔伯，你这一去可能回不来。
我都说，回不来的话，记得把我那双靴子捎回去给我弟弟。”
屋子里有人笑了，笑声不大，但确实笑了。
哈尔伯没笑。他把酒杯在手里转了一圈，说：
“但我今天想说的是另一件事。
我们在西班牙的时候，有个当地的老头，六十多岁，种橄榄树的。
我们打完仗撤走的那天，他从家里拿了一瓶自己榨的油，非要塞给我们。
他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
他说——‘你们让我看见了，世界上有人是愿意替别人去死的。
就这一条，我这辈子值了。’”
他停了一下，环顾了一圈。
“同志们，我们跳下去，可能死，可能残。
但我们在九州岛上把那些被军国主义骗了半辈子的日本老百姓当人看——这些事情，他们会记住。
就像那个西班牙老人记住我们一样。
她们会记住，有一天从天上落下来的人，跟她们以前见过的那些兵不一样。”
他把酒杯举起来，里面还剩半缸啤酒，泡沫早就散了，液体在灯光下是暗红色的：
“我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