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说：
“我注意到了德国同志在飞机上的行军纪律。
从柏林到朝鲜，飞行时间将近三十个小时，分三段航程，中间在明斯克和阿拉木图各停一站。
你们的人在机场转场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掉队，没有一个人违令吸烟，没有一个人脱离编队去买东西。
这种纪律，说实话，我在法国军队里没见过。”
沃罗宁接过去，转向德国方面的带队长官——一个叫魏斯的上校，四十出头，干瘦，脖子上有一道旧疤：
“魏斯同志，我能不能问一个不完全是军事方面的问题？”
魏斯把水杯搁在桌上，双手交叉：
“请说。”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沃罗宁指了指桌上的人员花名册，
“我指的不光是纪律和训练。
我看过你们空降兵的选拔流程——全军的尖子里面再筛三遍，政治课和文化课一样不能少。
这样筛出来的人，为什么不挑刺？
为什么没脾气？
我觉得伞兵在任何国家的军队里都是最难管的一批兵，我们苏联的空降兵也跳伞，但跳完了照样喝酒闹事。
你们的兵，年纪轻轻，从飞机上跳下去眼都不眨，落地之后连根烟都不抽就先检查装备。
这个靠什么？”
魏斯没有立刻回答。他转头看了看赫尔曼，示意他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