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之内涨了百分之三十，纽约的咖啡和糖涨了百分之五十。
肉铺的老板们在门口挂出了“今日售罄”的牌子，但柜台下面藏着肉，只卖给出价高的人。
药店里的抗生素和止痛药被抢购一空，不是因为有流行病，是因为人们觉得“接下来可能买不到了”。
加油站前排起了长队，有的人拿着油桶来装，有的人把车停在路边，坐等汽油配给制重新实施。
超市里的罐头和干粮被抢光了，面包店的面粉被抢光了，连五金店里的煤油灯和蜡烛都被抢光了。
整个城市像一台突然失去了平衡的机器，所有的齿轮都在乱转。
媒体的口风变得比风向还快。
前一天还在头版上印着“东线趋于稳定”的报纸，第二天就换上了“东京陷落：自由世界痛失东方堡垒”的标题。
前一天还在广播里说“时间站在我们这边”的评论员，第二天就在节目里用颤抖的声音说“我们必须正视现实”。
前一天还在电影院放《美国在等待》的新闻短片，第二天就撤下来了，换上了一部战前的老片子，讲的是家庭和爱情。
没有解释，没有道歉，没有过渡。
好像那些关于“和平”和“时间”的话从来没有说过一样。
没有人再提“我们的东方盟友”这个词了。
日本变成了“不幸的失败”，变成了“被共产主义吞噬的又一个国家”，变成了“自由世界在太平洋上的溃败”。
那些一个月前还在晚宴上举杯说“日本人牵制了德国人”的银行家们，现在闭口不谈日本。
他们换了话题——换成了一九一八年的德国，换成了西班牙，换成了法国。
他们用这些例子来证明“下一个就是我们”。
恐惧像水银一样从天花板上渗下来，渗进每一个角落。
丘吉尔的酒店套房在三天之内从门庭若市变成了门可罗雀。
第一天的晚宴还有几个人来，第二天就只剩两个记者和一个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英国流亡商人。
第三天，连记者都不来了。
丘吉尔坐在套房的客厅里，面前摆着一瓶没有开封的威士忌和三个干净的酒杯。
他等了一晚上，没有人来。
他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一根雪茄，雪茄已经灭了，他也没发现。
他坐了很久，然后把雪茄放下，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华盛顿的街景，灰蒙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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