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回信里说——“很荣幸收到邀请。我会准时到。”
第二个回信的是芝加哥的一个肉类加工商，姓阿姆斯特朗，他的公司在战争期间靠供应军粮发了财。
他说——“久违了，首相先生。我会带一瓶好酒来。”
第三个回信的是一个退休的海军上将，以前在海军部跟罗斯福共过事，现在是华盛顿好几家军工企业的顾问。
他说——“我一直想跟您再聊聊。见面谈。”
酒会办在八月的一个周五晚上。
五月花酒店的宴会厅被重新布置了一遍，桌上摆着鲜花和银器，侍者端着香槟和威士忌在人群中穿行。
来的人比丘吉尔预想的多——三十多个，把宴会厅坐了个半满。
有华尔街的银行家，有中西部的工业家，有南方的棉花商，有几个参议员，有两个将军，还有几个丘吉尔以前没有见过但在华盛顿很有分量的面孔。
丘吉尔站在门口，跟每一个进来的人握手，叫出他们的名字，问他们的家人怎么样，问他们的生意怎么样。
他的记性很好，好到让那些被叫出名字的人觉得——这个人真的记得我。
酒过三巡，丘吉尔站到了讲台前面。他举着酒杯，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话。
这一次他没有讲“自由世界的未来”，没有讲“大英帝国的荣光”，没有讲那些空泛的大道理。
他讲的是时局——具体的、切身的、跟在场每一个人都有关的时局。
他说了三条。
第一，日本投降之后，联军在太平洋上的运力有限，短期内不可能发动大规模登陆。
第二，美共东线的补给线虽然恢复了，但兵力不足，要发动全面进攻至少还需要半年以上的准备。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他说，“诸位，现在最缺的是什么？
是信心。市场缺信心，投资缺信心，华盛顿缺信心。
谁能在现在这个时候稳住阵脚，谁就能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占住先机。
我个人的经历就是一个例子——我破产了，我又站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恐慌是暂时的，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我们撑得住，机会就还在。”
他举杯，说了一句——“为了信心。”
台下的人跟着举杯，说——“为了信心。”
酒会结束之后，有几个人没有走。
他们围在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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