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农业生产不稳定。
第三，官僚主义仍旧有所抬头，部分地方干部脱离群众，办事效率下降，群众信访量增加。
第四，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协调还不够顺畅，贸易结算和技术标准有时会存在些许分歧。
第五，也是最让他警惕的一条——“极少数干部仍旧暗里追求特权，
住房、用车、子女入学等方面出现特殊化倾向再次抬头的迹象，群众对此有反映。”
韦格纳在这第五条旁边画了两道线，写了一个词——“危险”。
他记得一九二八年他推动“公务员日常生活规范”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发现有些干部开始住大房子、坐好车、把子女送进相对特殊的学校。
那一次他处理了一批人，处分了一批，撤职了一批。
但问题依然没有根除。
每次经济持续攀升，这股子特权思想就会冒头。
这不是德国一个国家的问题。
苏联有，东大有，法国有，意大利也有。
社会主义制度解决了所有制的问题，但解决不了人的问题。
人是有欲望的。
制度可以约束欲望，但不能消灭欲望。
所以制度要不断更新，不断监督，不断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他在这条旁边又写了一句话——“明年重点抓干部监督。不能等出了大事再抓。”
韦格纳把报告合上，站起来，走到窗前。
雪还在下，比刚才小了一些。
远处的工厂灯光还在亮着，那是夜班工人在干活。
他看了一会儿，然后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冷空气灌进来，吹得桌上的报告纸翻动了一页。
他把窗户关上，回到桌前，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内线号码。
电话响了两声，对面接起来，是值班秘书的声音。
韦格纳说：
“通知经济委员会、组织部门、监察部门——一月三日上午开会。
议题：干部监督条例修订、消费品生产计划调整、农村机械化新一阶段方案。
另外——让外交委员会准备一份对苏联和东大的经济协调备忘录。
时间放在一月十号之前。”
说完，韦格纳挂了电话，把报告收拾好，叠整齐，放进公文包里。
他拿起大衣，关了灯，走出办公室。
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