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一九四零年二月。韦格纳家。
卡尔·弗雷迪今年十五岁了。
他不再是那个小时候去到人民委员会的时候在走廊里跑来跑去、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的小男孩了。
弗雷迪的个子长到了一米七二，肩膀宽了，嗓子变粗了，下巴上冒出了一层淡淡的绒毛。
但他的脸还是小时候那张脸——圆圆的，笑起来眼睛弯成两条缝——只是多了些棱角，颧骨高了一点，下巴也方了一些。
他每天早上六点半自己起床，不用人叫。穿衣服，洗漱，吃早饭，然后骑自行车去学校。
自行车是他十二岁那年韦格纳给他买的二手货，骑了三年，链条换过两回，车铃坏了，刹车有点松，但他舍不得换。
他说这车“有感情了”。
弗雷迪在学校里是个活跃分子。
他的成绩在班里排上游，不算顶尖，但也不差。
数学和物理是他的强项，语文和历史也不赖。
他最喜欢的是物理课——老师讲力学、讲电学、讲热力学的时候，他听得特别认真。
他有时候会拿回家一堆破铜烂铁，在院子里捣鼓，装个简易电动机，或者拆个旧收音机看看里面的线路板。
韦格纳有时候蹲在旁边看他捣鼓，不说话，只是看。
弗雷迪问他“爸，这个电阻是干什么的”，韦格纳说“你翻书去，书上比我讲得清楚，我可不是理科生”。
弗雷迪就翻书去了。翻完了回来告诉他“我想明白了”。
韦格纳点点头，继续看他的文件。
弗雷迪在学校里参加了足球队。
他踢中场，跑动多，传球准，不算球星，但教练说他“脑子清楚，知道球往哪儿传”。
足球队每周训练两次，周末有时候有比赛。弗雷迪每次比赛都去，穿着洗得发白的球衣，球鞋是去年买的，鞋底磨得差不多了，但他舍不得换新的。
他跟队友们关系很好——队友里有工人的孩子，有农民的孩子，有干部的孩子，有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
弗雷迪可不分这些。
他跟他们一起踢球，一起洗澡，一起在更衣室里瞎聊。
没有人觉得他是“主席的儿子”。
他自己更不觉得。
有一次一个新来的队友不知道他是谁，训练结束之后拍着他肩膀说“弗雷迪，你爸是干什么的”，弗雷迪说“我爸在政府里上班”，队友说“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