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德明没有立刻回复。
第二天早上六点四十，贺知舟刚走进急诊科，手机才收到一条简短信息。
“已阅，院方统一口径，只陈述已公开事实，你正常工作。”
方晓雯正在护士站给舆情资料分类，看见内容后，把标着院内回应的文件夹合上。
“赵院长这个回复，翻译一下就是天塌了院办先顶着，你别出去添乱。”
“后半句是你加的。”
“组织精神需要结合实际领会。”
“你一晚上整理了多少？”
“三十七条公开评论，十二封转发邮件，还有六个医学论坛的讨论帖。”
贺知舟接过她递来的文件，只翻了第一页。
最前面是一封联名公开信，由几名医学伦理学者和临床研究人员共同签署。
信中认为，临床研究无法以机构声誉为由回避记录真实性，医疗人员愿意向外部调查机构提供材料，应该获得程序保护。
第二份来自一名英国外科教授。
对方没有评价个案责任，只强调任何追加抗凝药物的决定，都必须留下可以核验的医嘱来源和执行记录。
“这一派支持调查，也支持你。”
方晓雯抽出后面的几页。
“他们用了举报人保护这个词，不过没人公开确认你就是投诉人。”
“下一页。”
第三份材料来自欧洲一所医学院的前任院长。
文章认可调查必要，同时担忧未经审判的舆论传播会损伤机构声誉，让患者对临床研究产生不信任。
另一名学会委员的措辞更直接。
对方主张先由医院内部解决，等事实全部确定后再对外披露，避免个案被包装成整个医学界的道德危机。
方晓雯用笔点了点页边。
“这边也分两种，一种担心媒体提前定罪，理由站得住，另一种更在意医院和学会的脸面。”
“正常。”
“还有人讲，顶级医学中心一旦公开内斗，会被竞争机构利用，影响研究经费和国际合作。”
“患者安全排在第几？”
“他没排。”
贺知舟把资料往后翻。
一名曾参与柏林项目评审的教授在论坛里写道，旧记录如果确有问题，应由独立机构核查，但离职成员将争议带入刑事程序，可能让团队内部的学术分歧失去修复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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